“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

孟子言人性善,对"性"与"善"缺乏确定性,故后世对孟子性善论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争辩。究其原因是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孟子不分人的本然之性与社会属性,混淆人性本善与人性可善,人是否固有"四端"前后矛盾,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不合逻辑。     

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由于对《论语》中孔子有关人性的论述理解不同,在历代相关学者的阐释与发挥中,主要产生了六种人性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六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孟子的"性善论"可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可谓"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没有将"性"与"气"区分开来,可谓"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将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去粗取精地包含于其中,乃是以"性善论"为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扬弃于其"用"之中。宋儒这种集大成的人性论最符合《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思想,最能彰显儒家精神。     

对文学审美品格的逆向反映——评《金瓶梅》对人性弱点无节制的展示

人性是个复杂的问题,文学艺术在表现人性上是从古至今争论不休的议题之一。对人性的看法,在我国古代哲人那里始终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王充的性有善有恶论、韩愈的人性上、中、下三等新的“性三品”说、北宋的二程“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人性论、明代罗钦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的人性论、王廷相以形气为基础的人性论、李贽功利主义的人性论等十多种观点。从总体内涵上说,人性应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对人的本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功利角度上观照,人性又有优点与弱点之分,这与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儒家性善论的现代证成——唐君毅人性论探微

唐君毅的心性论是其思想体系的础石,可谓实现了对儒家传统性善论的现代证成。他认为,人在根本上是精神的,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具有"精神实在"之同源性,宇宙演进史就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史;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他不仅由人生各种现实活动的客观事实给予了人性本善的经验说明,同时从心性本体论揭橥了人性本善的客观形上根据,而且强调信仰人性纯善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主观需要;并坚持合"心"与"生"以言"性"而整合先哲的人性论思想,肯定人性的种种不同面向,以多面化、立体化而精神性的人性观对治各种片面化、平面化、物质化的现代人性论。     

天性责任、气性责任与才性责任 ——儒家三大人性责任形态思想论析

儒家往往把人性论作为构建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前提。儒家人性论阐述了"天性""气性""才性""欲性""智性""善性""恶性""德性"等人性形态的内容、形式、功能和特点,其中儒家所说的"天性""气性""才性"对责任伦理具有引导性、推动性作用。"天性"决定了人挖掘人先天潜能、因材施教、尊重顺应人天性和合理开发人本能的责任。依据人的气性,儒家不仅提出了屏气出气、变化气质、修道教化等责任伦理要求,还指明了挖掘优良气质之性、注重社会环境熏习和培育高雅豪迈气质等责任内容。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才性论,其宗旨均是引导人向善,确立趋善避恶的责任心,如果说孟子的才性论更为强调人行善的可能性,那么荀子的才性论则凸现人性趋善避恶的必要性,但它们共同为责任伦理建构提供实践前提。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扬雄人性论辨析

扬雄对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虽然从人与玄的关系看具有性善论的倾向,但从人与气的关系看,他认为人性善恶混;扬雄重视人性的善恶混,论证人必须发展人性中的善,提出许多措施以实现这一点。扬雄的人性论与汉代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

几百年来,“人性论”、“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鼓吹自已代表“全民”的遮羞布,理应受到必要的批判。但是,在“人性”和“人道”的问题上,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一家之言,更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不谈人性。其实,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真正科学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罢了。从历史上看,关于探索人的本质是什么的人性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已众说纷纭。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孟子的学生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告子》上)。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性三品”,把人性分为三类,即不教而能善的“圣人之性”,虽教也难为善而只能为恶的“斗筲之性”,     

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性善论对性无善恶论的一种回应——南宋早期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

胡宏的人性论非常接近于性无善恶论或性超善恶论,但他所支持的其实是性善论,其性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性善之善不与恶对。在南宋早期,这种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曾短暂流行于支持性善论的理学家中,流行范围并不止于湖湘一派。而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事实上是理学性善论对北宋性无善恶论的一种理论回应。性无善恶论和理学性善论都认为性静无恶,但由于善恶因相互对立而共生,既然人性无恶,那么人性中同样也没有与恶相对的善。这一问题成为性善论的一个理论困境。南宋早期的性善论者为了回应性无善恶论的批评,便采取性善之善并非与恶相对之善的思路来维护性善论。朱熹极力批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又赋予性善以先验性来回应性无善恶论,朱熹认识到善恶一经产生,其各自的意义便不会消失,善恶不须随时相对。此后,这种颇为独特的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便很快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论王夫之的“成人之道”——以人性论为造就理想人格之途的考察

孔子提出了"成人",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一种,后世学者有所涉及,但作了全面且有创见论述的是王夫之。他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的阐发,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把人性的完善视为动态的进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实现的。这对以往的人性论是重大的突破。王夫之以为,人性的发展,是感性欲望满足与德性意识造就的相互统一的过程。这对理学家"无我"禁欲主义人性论,是强烈的冲击。王夫之以人性论为突破口,把"成人之道"看作是理想人格造就的途径加以考察,并把它置于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在人性发展的过程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过程中发展了人的本质。这使人向着真善美全面发展的方向行进。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先秦儒家人性论辨析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人性论中,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合和融汇,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孔子肯定人的“性相近”,是指人在自然属性上并无本质差别,“习相远”则表明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孟子继承了孔子“性相近”的思想,论证了“善”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荀子侧重在孔子“习相远”的思想方面探索,认为“恶”是人的社会属性。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内部虽存歧义,实则一脉相承,殊途同归,其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为建立现代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传统人性论与德教的阐证

中国传统人性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习论和性“自为”论等。持有这些人性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观点各不相同,却都无一例外地高度关注德教,以自己的人性观为出发点,对德教进行了不同的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