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此种观点自1947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本色论”而定。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知性”考辨

理论界似乎存在着一个研究方法上的误区 :在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同时往往贬低和否定了知性思维的合理性意义 ,在高扬辩证法精神的同时又往往过分夸大和滥用了辩证思维的实质性作用。似乎知性思维没有什么意义 ,应当予以彻底铲除 ,辩证思维则一通百通 ,一灵百灵 ,借助它认识上、理论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造成这种观念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对知性与理性的合理化关系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知性思维的合理性问题不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态度 ,进而对辩证思维作了绝对化和神圣化的片面理解。     

“鸱鸮”考辨

《豳风·鸱鸮》一诗中"鸱鸮"为何鸟,历来争议颇多。毛、郑以为"鸱鸮"为"鸋鴂",后人遂有"巧妇"、"鹪鹩"、"蒙鸠"、"桃虫"之说,纠缠不清,以讹传讹。解"鸱鸮"为二鸟,则流于繁琐。依据诗歌所描绘,综合各家观点,分析各类考据材料,追根溯源,则"鸱鸮"实为今之猫头鹰。     

“杂诗”考辨

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诗的题目标为“杂诗”。最早以“杂诗”为题的诗人有西汉的枚乘和曹魏的孔融、曹丕、曹植等。关于杂诗的命名,说法颇多,举其要大致有三: 第一,认为这些诗是“失题”诗,“杂诗”二:字为选家所补; 第二,认为“杂诗”就是诗题,它的含义相当于“杂感”; 第三,认为“杂诗”的内容是“杂感”,题目是“选家”分类时所标。我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主要理由是:第一种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既没有版本依据,也没有可靠资料加以说明;第二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一首杂诗在     

“同生”“同产”考辨

同生和同产指的都是兄弟姊妹关系,但又不能混同为一。春秋时期的同生泛指亲兄弟姊妹,有表示同母所生的意义。战国以后至于秦汉时期同生依然泛指亲兄弟姊妹,用例较少,原因是同产被确定为秦的官方及法律用语,广泛使用。这一时期同产与同生的相同之处是都泛指亲兄弟姊妹,差别是前者可以用来表示若干兄弟姊妹之中的同父者。同产在法律上既是从坐的对象,同时也是因亲入官、袭爵、封侯、置后、代户、分割财产等利益的获得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同生在文献中多了起来,并且同产与同生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示若干兄弟姊妹之中的同母者,当然,同生也有强调同父的一例。古代典籍注疏者对同产解释不同是由于随文作注,后人却据之以同父同母的判断片面、绝对地理解其含义。实际上,从先秦至清代同生的意义没有大的变化,泛指亲兄弟姊妹的同时更多地有强调同母者的意义。战国至秦汉时期未见其强调同父者的突出例证,而是表示同父和同母的史料并存。而同产则较为明显地由秦汉时期主体表示同父者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向区分同母者。这两个称谓的使用与当时社会的婚姻形式和家庭模式密切相关,父权、多妻和再嫁、再娶行为的发生是同产词义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社会变化和用语习惯的自然选择,非人为规定。时至北宋同产一词依旧作为法律用语而被使用。     

“别乘”考辨

“别乘”一词 ,在唐宋文献中频繁出现 ,据笔者考察 ,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职官别名出现的 ,在唐代代指“别驾” ,在宋代则代指“通判”。然而检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该著在“通判”下列“州郡”、“监郡”等十数种别名 ,而不及“别乘” ;《汉语大词典》“别乘”条释为“别驾的别称” ,所举仅此一端。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别乘”涵义之演变作一梳理。“别乘”一词 ,见杜佑《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总论州佐”条引《庾亮集·答郭豫书》 :“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 ,宣王化于万里 ,其任居刺史之半。”《通典》曰 :“别驾从事…     

“气韵”范畴考辨

本文认为 ,以往对中国美学范畴“气韵”的诠释 ,大多陷入了以精神性的“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将气韵的哲学基础定位于玄学的误区。实际上 ,“气韵”源于“气运” ,是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的延伸。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 ,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气韵”与“传神”相比 ,有神明之美与神动之美、虚静与感应、超迈与力遒的差异。在谢赫以“气韵生动”为首位的“六法”中 ,有重神略形的“物感说”与推崇形似的“写物说”的对峙、共处。     

楚辞“彭咸”考辨

楚辞中,屈原多次表达了"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愿望。王逸以为彭咸为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以致投水而死,并进一步认为屈原是效法彭咸而沉江,其后的楚辞注家多从此说。"彭咸"实为巫彭、巫咸的合称,在楚辞中反复出现而构成一种文学意象。这种与水神相关的意象既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也是他的精神归宿。     

“人民敌人”考辨

赫鲁晓夫在他那篇历史性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通常被称为“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在报告中,他揭露斯大林利用这一罪名加害一大批老革命家和其他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斯林大迫害无辜者,这不是赫鲁晓夫的捏造.不过,说“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斯大林之前,列宁就正式使用过这一词语.而列宁本人明确指出,他是从18世纪法国革命家那里学得的.     

“云汉无涯”考辨

在古人观念中。银汉之宽度原本是目力可接的。班固《西都赋》“似云汉之无涯”。其中“之”不作助词“的”。而是作连词“和”、“与”,并且可以置换为“而”。“似云汉而无涯”,广无崖岸的并非天上的云汉,而是人间的昆明池。     

“火长”考辨

1978年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火长》一文,认为:火长就是舟师,仅是海船上的导航人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4期《“火历”初探》一文,又认为:海船上的火长.就是古代的火正。我认为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需要进一步探讨。搞清关于火长的问题,对于弄清我国古代军事上的基层组织,和海运上航行人员的组织情况,以及古人对火的管理,均有密切关系。火长一词的正式出现,可以肯定是在汉代,而它的渊源,我们完全有理由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一点,不能把它看作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周礼·夏官司马》中,提到军事组织的情况,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五人为伍,伍皆有长。这个伍长,实际上就是火长,古代的军事组织系统,往往和民政组织系统是相互     

古代“通俗小说”考辨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把通俗小说基本上等同于白话小说 ;一是视通俗小说囊括全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就带来了概念和研究上的混乱。考察白话小说的文人化和文言小说的通俗化轨迹则发现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既不等同于白话小说 ,也非涵盖所有古代小说。判定小说的雅俗分野应考虑到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品的传播范围、读者的文化审美水平等综合因素。通俗小说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以娱人为目的 ,审美上追求世俗化 ,传播方式的商业化     

“鸱鹗”考辨

《豳风·鸱鹗》一诗中“鸱鹗”为何乌，历来争议颇多。毛、郑以为“鸱鹗”为“鹩蝎”，后人遂有“巧妇”、“鹪鹩”、“蒙鸠”、“桃虫”之说，纠缠不清，以讹传讹。解“鸱鹗”为二鸟，则流于繁琐。依据诗歌所描绘，综合各家观点，分析各类考据材料，追根溯源，则“鸱鹗”实为今之猫头鹰。     

春秋“舆人”考辨

在春秋历史舞台上,舆人的活动颇为频繁。据《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春秋列国中涉及到舆人的国家有周、晋、郑、秦、齐、楚、宋、陈、吴等,说明舆人是春秋时期广泛存在的一个阶层。过去的经学家多将舆人释为“众人”。本世纪５０年代,一些古史研究者围绕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舆人的身份进行过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是奴隶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国人②。童书业先生在其遗著《春秋左传研究》中对奥人亦作过考证③,他的观点比较接近于第二种意见。总的来看,史学界对舆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过去的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一、春秋…     

“阿房宫”名称考辨

阿房宫,是秦代著名的伟大建筑,后人多有吟咏及借题感叹者。今虽已成废墟,但仍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然则何以名之曰“阿房”,说法向来不一。唐司马贞说:“此以其形名宫也,言其宫四阿旁广也”(《史记》     

“葑田”考辨

近年,葑田在一些地方的再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对其都作了研究和讨论,并提出了一些见解及观点。学者们的相关论述虽然广泛涉及了葑田的特征、性质、流行区域和历史发展等方面,但对于某些重要结论的论证在理论层面上却不够深入,值得商榷。具体而言,商榷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对葑田的产生时代疏证过晚,且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产生于晋代,有的学者认为产生于唐代,也有学者认为产生于宋代;二是普遍把葑田的流行范围局限于江南水乡,较少与其他有水利资源的地区相联系;三是对葑田与架田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晰,有的学者认为葑田与架田完全等同,有的学者却认为二者完全不同。然而,葑田至迟在晋代以前便已产生,且流行范围较广,不止限于江南水乡;葑田与架田应属同一类别不同形式的水田制度,葑田属于自然葑田,而架田属于人造葑田。     

张献忠“屠蜀”考辨

张献忠从一六四四年秋掩有四川,建国称帝,到一六四六年冬兵败被害,前后持续了两年多。统治阶级把这一事件称做“蜀祸”,对以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诋毁不遗余力,直至很久以后,在人民中间还存留着某些影响。因此,对这一事件,作一次历史真实的探讨,澄清长期流传下来的讹传,还是很有必要的。     

“神道设教”诸说考辨

神道设教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观念最早见于易经<彖传>对观卦的解释,其原始含义是圣人的教化之道,十分神妙,达到了"天下服"的境界.但是,后人对这一观念的诠释可谓五花八门,笔者把它们概括为神妙无形说、自然无为说、至诚如一说、礼乐刑政说、祭祀礼仪说、巫筮鬼神说等六种观点.从目的和手段以及思想要素的视角分析对神道设教观念的各种诠释,不仅可以梳理出神道设教观念流变的线索,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儒道各家,以及民间社会政治话语言说方式的多样性,进而深刻地理解不同诠释视角反映出来的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丰富性.     

秦汉“同居”考辨

《汉书·惠帝纪》载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他无所与。”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同居考》说:“‘同居’二字始见于此诏,《汉律》之名词也。汉人如何解释,已不可考。”沈氏以“同居”为法律名词是正确的,然他断言“同居”二字始见于上引汉惠帝登居诏则非。在《汉律》问世前,“同居”一词在《秦律》中屡见不鲜,而且就其作为法律名词所包含的实际内容而言,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关于“同居”一词的含义及其所适用的范围,唐人颜师古注上引汉惠诏书曰:“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