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传播困境与对策

网络传播具有内容碎片化、渠道复杂化、形式过娱化、话语随性化等特性,能够侵蚀和破坏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传播中的完整性、主导性、渗透性、释惑性,影响大学生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认同。高校应该通过优化网络思政课程平台、强化传播过程干预、创设科学网络理论话语、组建专业网络传播团队、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等途径,更为有效地应对网络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传播困境,完成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网络空间“两山论”的逻辑理路及其实践路向——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论述

十八大以来,我国网信事业迈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各类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在技术的支撑下集聚扩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隐患重重。其中错误意识形态取向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立场漂浮的网络主体,不仅带来了网络生态“穷山恶水”“土山贫水”的别样景观,而且严重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冲击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危及网络经济发展空间。因此,嫁接网络空间“两山论”思维,以“谋安全、促发展”为总体要求,建构法律规范、道德培育、方式创新“三位一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路径,能够有效打击错误意识形态的恶意传播,着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打造网络空间的“绿水青山”,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价值有效转化成网信事业发展的经济价值,铸就“金山银山”,为实现新时代网络强国战略提供理论创新、方向指引和实践抓手。     

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根本体现,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意识形态合法性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良好运行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生态逐渐形成,使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遭遇挑战,出现了认同感下降、优势地位减弱、安全认知错位、传播技术更新乏力、传播模式僵化保守、话语体系刻板乏味等问题。借鉴互联网思维中重视个体价值、秉持创新精神、坚持开放性等理念,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人本安全转向,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能力,重塑适应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将有助于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实现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内忧外患及其策略探析

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与意识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新样态,其安全建设关乎国家安全,关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因而是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着外患内忧,本文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包括强化自身建设,捍卫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创新传播手段,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加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坚守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新疆域;讲好中国故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     

挑战与机遇的对决:自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自媒体的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有了更高要求。自媒体因其开放性、碎片化、娱乐性等特征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一定的困境。同时,也因其传播主体的广泛性、资源共享性等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征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机遇。从中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文化的融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着重点,以便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做现实的铺垫。如何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工作,这是当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     

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在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严峻挑战.信息网络化条件下,有效应对信息网络传播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挑战,应从加强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建立规范有序的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等方面入手,切实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发挥微信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

微信的迅猛发展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它提供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渠道,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深入度,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即时互动性。但微信自身具有的传播特点也威胁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进程,它的自由传播威胁了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价值操纵模糊了主流意识形态形象,信息杂糅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基础。我们必须积极抢占微信阵地,弘扬社会正能量;加强微信平台管控,推进微信法制化建设进程。     

互联网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面对网络社会发展新态势,由于未能充分顾及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载体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复杂化、传播过程互动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及传播受众在信息传导中地位的空前提升,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却效力,进而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对空前变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亟需通过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提升其认识水平、以严格监管来规范传播载体建设、建立多元立体审查机制对传播内容严加甄别以及增强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与净化网络空间等手段,切实提升传播实效,进而完善互联网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增强传播效力,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网络生态场域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失衡与重构

在移动互联发展与"网生一代"成长同构背景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治理效能以守护国家主权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开始进入国家治理基本场域。在话语垄断转向现代认同的网络生态场域,多元主体竞争、协调、赋权、分发、选择、反馈的互动流互构了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生产结构、传播结构与认同结构。在市场经济逻辑、传播逻辑、草根逻辑与适当计算逻辑等多重逻辑冲突下,主流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生产层面的场域结构和正负向结构、传播层面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分发-接收结构,以及认同层面的认同群体结构和知识基础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困境。基于结构-行为的互动理论,从多元的互动强化与调整、算法技术的价值适切平衡、强化认同的知识基础和转译界面等方面,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重构的可能路径。     

新媒体时代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启示意义

该文在界定新媒体概念基础上,分析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内涵,提出其在新媒体时代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启示意义：网络空间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战场,必须应对新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变化挑战、巩固壮大网络主流传播阵地;网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生力军,必须顺应新媒体时代人才建设新要求,培育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网络队伍;网络舆论战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方略,必须顺应新媒体传播规则新要求、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策略体系。     

解构与重构：圈层化视域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提升研究

在情感需求、算法技术和资本逻辑的叠加驱动下,网络场域的圈层化已成为当前网络的基本样态。圈层化背景下,圈层交互区隔化、圈层内容同质化、圈层信息泛娱乐化等问题影响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话语主体的引导力被削弱、话语客体的凝聚力被离散、话语内容的说服力被消解的风险。应着眼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趣”“效”“序”“质”,嵌入“有意思”的表达方式,拓宽主流价值“领地”,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提升网民媒介素养,进而为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赋能。     

西部军民融合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与四川试验”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该文在界定新媒体概念基础上,分析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内涵,提出其在新媒体时代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启示意义：网络空间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战场,必须应对新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变化挑战、巩固壮大网络主流传播阵地;网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生力军,必须顺应新媒体时代人才建设新要求,培育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网络队伍;网络舆论战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方略,必须顺应新媒体传播规则新要求、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策略体系。     

略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法治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防范化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和挑战过程中，法治的作用不可或缺。强调以法治路径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契合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日益增长的法治诉求，它体现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与法治建设的内在统一性。通过实施网络法治，有助于基于法治逻辑更好地规范网络媒介本身的自由信息传播、促使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实现良性互动、有效应对因各种跨国网络信息流动而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从而在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基础上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实践维度上，要充分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法治路径的优势，必须坚持“依法治网”,切实消除各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坚持“依法办网”,不断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阵地；坚持“依法用网”,使网络技术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生成机理、现实困境与纾解之道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深层次内涵。我们党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提出要增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面临传播多元化分化、引领主体缺位和思想认同弱化的现实困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管意识形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困境的纾解之道。     

新意见群体的现实逻辑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基于传播性媒体的视域

新意见群体作为新兴的网络信息传播者，是伴随着Web 2.0技术的兴起、从普通网民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意见生产者。新意见群体的产生有其内在的现实逻辑，在传播性媒体时代，新意见群体逐渐取代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而变得愈加重要，对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性媒体中的传播效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遮蔽权威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等负面影响，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有正面作用，能够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如何引导新意见群体配合官方主流媒体，扩大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难点，为此，应加强对新意见群体的规范与引领，做好对新意见群体的统战服务工作，优化对传播性媒体的监管，积极宣传主流价值观，引导新意见群体走出拟态环境，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传播。     

智能传播时代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探析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传媒领域纵深发展，智能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信息生产样式和传播格局，隐蔽且巧妙地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智能传播时代下，算法推荐的倾向偏颇、深度伪造的虚假难辨和虚拟情境的过度沉浸都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诸多挑战。为此，必须对智能传播加以科学引导和合理利用，通过加快主流媒体发展、加强平台运行监管和提升主体媒介素养，实现智能传播与思想引导的融合共进，切实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互联网上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思潮分析

在信息网络化背景下,互联网上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思潮和理论。厘清这些思潮与理论,对于我们主动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确保网络上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实现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有效转变,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网络防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五W”传播模式下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研究

农村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以罗德·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作为研究范式,对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缘由、路径加以检视.当前,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传播主体缺乏专业的理论修养、传播对象缺乏基本的文化品质、传播渠道缺乏有效的输送媒介、传播内容缺乏本质的思想内核、传播效果缺乏大众的思想认同等现实困境.这无疑与基层党组织重经济发展轻思想教育、农民热衷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主流意识的高雅与化解现实矛盾的脱节、基层干部思想堕落作风腐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务之急,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组建高水平的专业理论宣传队伍;发展农村经济与提高农民修养并举;关切农民的内在理论诉求,区分不同对象分类施教;构建农民大众化的话语体系;丰富主流意识形态渠道媒介.     

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与对策

意识形态安全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安全稳定和积极发展的态势,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发挥着积极的效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入侵和渗透、"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干扰和考验、网络和平演变和网络传播方式的威...     

网络思潮乱象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及其应对

当前网络思潮传播呈现出诱导性、极端性和错误的政治性指向，并且“泛多元化”“泛娱乐化”“泛民主化”“泛自由化”趋势严重，消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应对网络思潮乱象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分别从国家、社会和高校三个维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有效化解大学生政治认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