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新词体的建构

晚唐五代是以口头传唱为主的民间词、伶工词向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人士大夫词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词体发展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集》的编辑标志着新的词体观念的形成,《花间集》的传播促进了新的创作与评价标准的建立.正是以《花间集》为代表的一批五代宋初词集的出现,为曲子词的演变构建了新的形式规范,使之朝着词而非曲的方向迅速发展.     

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苏轼词创作批评的批评

苏轼词创作批评的批评徐凤真苏轼的词往往不协音律，盖原为人所共知之事实，故前人于此多所批评，陈师道以为“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以为“句读不茸之诗”，以至明清和近代，仍不断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对于前人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应当有所...     

李仲宁刻曾巩墓志

王明清《探鏖三录》:“九江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萜党藉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倌?‘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按仲宁不忍镌党藉碑,与长安石工安     

论黄庭坚词题材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的主要词人中,张先、苏轼用词书写士大夫自我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宋词士大夫化的走向;而黄庭坚词,除了反应士大夫生活外,还把目光凝聚于普通平民的生活.从题材上看,浓厚的平民化、世俗化,是黄庭坚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黄词题材上的世俗化倾向,是北宋中期、后期词人努力开拓词境的表现之一.     

论舒亶词

舒亶是北宋词坛重要词人,然其词长期以来却被文学史"遗忘".他的词在内容与题材上深化了苏轼开创的"士大夫化"抒情道路,形式上亦显出打破诗词界域,扩大词之表现功能的努力.而他参与制造的北宋"乌台诗案",也间接影响了宋词演进的轨迹.     

话柳永(三)

(六)柳词也流传于上层社会宋仁宗时代词坛还没有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多产作家只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寥寥数人,前三人的作品只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或是家妓演唱以娱己娱宾,唱的多属个令,比较单调。柳词却不然,通过伶工歌妓而广泛流传于社会,又多用新腔作慢词,曲调变化多端,音律谐婉,比起急管繁絃的短调,令人耳目一新。所以终北宋之世,在士大夫眼中尽管以俚俗为病,亦往往耳熟能详,除上文所述的宋仁宗和范镇以外,宋人笔记中还提到晏殊、张先、苏轼、黄庭坚、宋徽宗、王黼等。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

词真正起于中唐,刘禹锡和白居易是主要作者,所作以抒情为主,与中唐以来诗因功利化而成为"羔雁之具"显为不同。晚唐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主要有代言和自抒的区别,《花间集》为歌唱而编选,基本是"伶工之词",到南唐词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文化转换来说,中唐词是进士文化中的"中隐"思想和享乐意识的体现。西蜀和南唐词是两种不同的宫廷文化的体现。而宋初词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晏、欧为代表,继续并发扬冯延巳一派,表现出士大夫文化"忧生"的一面,一是柳永所代表的俚俗一派,与市井文化密切相关。     

论东坡体由“应”向“非应”的飞跃

东坡词在倅杭时期,基本都是“应”的创作;密徐时期,应体之作占有55%的比例,显示了向“非应”的渐次转型;黄州时期出现的经典名篇,其中80%皆为非应之作。东坡的应歌之作具有真实的属性,对东坡词的音乐性具有极大的帮助;应社之作,刺激了东坡词的大量写作,两者都是对“非应”写作的一种准备;应歌面对歌者,应社面对士大夫社会,都有戴面具的因素。苏轼对于一切“应”的摆脱,使其词体写作走向大自然、走向日常生活、走向自我内心。     

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苏轼的词学观念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宋室南渡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人们词学观念的变化 ,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才很自然地为词人们所接受 ,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而在金代 ,由于“苏学盛于北”,苏词更是被充分地接受、继承与发扬。宋、金词创作的历程证明 ,苏轼对词的贡献开辟了词体发展的新纪元。     

论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北宋初期词人张先以其丰富而颇具革新意义的词体创作成为一代名家,影响了当时和其后的词坛,尤其是其词作中表现出来的“以诗为词”倾向,直接影响了苏轼的词体创作。从环境、组织、创作、个性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论经典形成中标准的变化及其身份认定:以宋词为例

宋词的经典化经过了三个时段:一是讴词时代所推动的"词调经典化",二是读词与填词时代选择效法精品和艺术精品所推动的"文本经典化",三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研究时代研词所推崇的"研究经典化"。宋词最终由伶工之声的音乐经典转化为"文学经典"。如此,同一"经典"概念,而标准与内涵实则不同,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辩证地使用"经典"这一概念,更准确地把握宋词研讨中的若干问题。     

李清照词中的情与理

生活在跨越北宋末年的南宋初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李清照,出生在一个书香味极浓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李格非曾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其母王氏,出身相门,“亦善文”,“工词翰”。这样家庭对李清照文学素养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它使李清照有了博览群书的可能,所以,李清照的词作比之男性作家多了几许柔情,比之女性作家又多了几分理性的思考,因此,李词是情与理的完善结合。一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因此,抒发情感应是文学作品的根本。有人说李清照是“情圣”,此话不假。诵读李清照的50多首词作,我们不难发现,…     

西北战事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苏轼豪放词风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促使苏轼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形成；元丰六年“永乐之败”又促使苏轼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苏轼判杭词研究

东坡词作开创之功,世所公认,其影响后世之深远,亦为可叹。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创作了其词作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学界对这类判杭词的研究,多不为重视。本文试从苏轼判杭词创作概貌、原因、意义等方面予以分析。揭示此类判杭词具有应歌体的浅近体式以及蕴涵的一些笔意深折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革新词风提高词品、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

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是唐宋词的极盛阶段。作为第一个颠峰，其标志是出现了变革词风、扩张词境、提高词的文化品位的苏轼。他一改艳科娱人的旧传统，全面向“诗”的道路回归，抒怀言志，使词深深浸润了士大夫文人的雅致。另一个标志是接受、改造并再发展传统的周邦彦。他专心于章法、语词、典故、声韵等纯艺术的精整完美，建立了可以供人借鉴效法的一套规范，化天然作人工，故号称“集大成”。这两者都给词的继续高度繁荣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