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

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县的地理位置在今何处?近十几年来,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不见于成文的篇章。因此,我在《历史研究》上写了一篇短文,即《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见1978年第十期,以下简称《位置考》),供有关地震部门参考。我深知此文是“抛砖引玉”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指正,可是至今还未收到不同意见的来信或来稿。最近,偶而看到刘满同志的《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1979年《兰州     

庄浪河为汉代逆水而非涧水辩

《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刊载了王仁康同志的《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简称《位置考》)。我针对该文的论点,写了《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地理位置初步探论》(简称《初探》)。后来王仁康同志又写了《再谈汉代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简称《再谈位置》)。王仁康同志同我争论的问题是允吾的位置,但争论的焦点是:庄浪河到底是汉代的逆水,还是涧水。因此,本文就《再谈位置》提出的问题,对逆水、涧水的源流谈一点个人意见,请专家和读者教正。     

关于两汉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地理的初步考察

关于两汉金城郡治允吾的位置,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争论较大。(一)、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允吾的位置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的湟水南岸。(二)、一九七八年《地震战线》第三期刊载的《赞张衡的地动仪》一文认为在今青海民和县。(三)、随后一九七八年《历史研究》第十期发表了王仁康同志的考证文章《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认为允吾在今“大通河以东,庄浪河以西甘肃境内湟水入黄河处,即     

“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朝”质疑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其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已产生、流布。然而在汉代四百余年的历史中,道教究竟产生于哪一时期,学界却众论纷纭。比较多的人都认为产生于东汉,尤以“产生于东汉顺帝朝”的说法最为流行。我则认为,道教产生的时间不在东汉,而在西汉,要远早于东汉顺帝时。下面,就对“东汉顺帝”说,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戴震对清代训诂学的贡献

(一) 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它是随着经学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经学的研究自西汉元帝时起(公元前48至前33)至东汉末年(公元220)为全盛时代。汉以后由盛及衰,经过一千四百多年至清代而复盛。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也一样,始盛于汉,复盛于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形成了马鞍形的两个学术高峰。清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之所以盛极一时,这与清儒以汉学为正宗而研究经学,兼通小学是有密切关系的。自汉代至清代,由于时代悬隔,古书音读,早已失传,典籍虽存于世,而后人都不能通。清初顾炎武首先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以知音始”。为古韵学的研究开拓了考古审音之先河。自此之后,学者治经,兼及训诂音释,旁通语言文字学。清代在乾嘉时     

说“盗杀”

<正> 在对春秋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评述中,有一经常为人们征行,且被视作重要论据的例证,即屡见于《春秋左传》一书中的“盗杀”或“贼杀”云云。“盗杀××”是不是就象一些同志所认定的那样,即奴隶杀死了奴汞主,反映了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我有点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求教于同好。检索《春秋左传》一书,有关“盗杀××”的记载,前后计有八处。一、鲁隐公十一年传载:“羽父使贼杀公(隐公)于(宀为)氏,立恒公。”杜预注释得很简略,以“恒杀隐篡位”一语带过。《史记·周公世家》详载此事,曰:“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臼:‘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     

“丝绸之乡”吴县市由小康迈向现代化

吴县们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邻上海,南近浙江,西含太湖,北望长江,内抱中国名城苏州,素有“人间天堂”、“鱼米之乡”的美称。 吴县是一个具有2000余年历史的文明古县。商代末年,周王太子泰伯、次子仲雍在此地开辟吴地,创建“勾吴”小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江南置会稽郡,始设吴县。西汉王莽时,曾一度改为“秦德县”,至东汉顺帝永建四年恢复吴县之称。1928年曾于吴县县治开设苏州市,1930年苏州市又并入     

汉代西北屯田及其土地形态演化探论

西北地区对于汉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军事和国际贸易方面。所以,自从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实行屯田以来,随着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和东汉与羌族的战争,西北屯田区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又随着西北地区的作用减小,汉政府渐渐放弃屯田,并趋于废停。屯田土地在此过程中,所有制形态也就产生变化,由原属国家所有的公田逐步私有化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对《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加”字的释义

《论语·公冶长第五》中有一句话:“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此句中的“加”字,自汉代以来就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加”字是“凌辱、驾凌”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施加、施与”的意思.通过考证,我们认为“加”字释义为“凌辱、驾凌”更为符合《论语》中该句的原意.     

论《文心雕龙》对“露布”的误解

刘勰《文心雕龙》认为“露布”和“檄”是同一种军事文书,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察之处。“露布”在汉代尚未作为独立文体出现,直到后魏,才开始把“露布”作为一种报捷文书。“露布”和“檄”无论内容、风格还是写作目的,都是大不相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露布”逐渐成为一种有着固定规范的常用文体,甚至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     

张衡《西京赋》与汉画百戏

<正>张衡(公元78—139年),今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人,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西京赋》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的大赋名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在这篇赋中曾对当时的百戏演出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是了解汉代百戏艺术的最为真切的文字材料,特别是当我们把汉画像与该赋结合起来探讨汉代百戏的时候,则更显其重要。许多研究汉代百戏的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西京赋》,本文仅试图将此赋中有关百戏的记述与已发现的汉画百戏内容进行比较,以求对汉代百戏有更清晰的认识。     

采诗与删诗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或《诗三百》。关于王官采诗的说法,始见于《礼记·王制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次又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及《公羊传》何休注。《礼记·王制》篇可能是西汉文帝时的博士所作。班固、何休都是东汉时人。近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人的说法都是晚出的,真实性不可能很大。我认为不能说汉代学者的说法是杜撰的。其一,远在汉代之前的春秋时代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下面一段记载,显然是汉人诸说的根据: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之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士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

在西汉至东汉中期的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称霸当时诗坛的诗歌形式是汉代楚歌。汉代楚歌以自己独特的文学体式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而成为汉代诗歌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诗歌由《诗》体、“楚辞”体向五言诗体的过渡与中介,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回响于当代诗坛。     

势治·法治·心治──《孙子兵法》与高校学生管理

《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至今已历2500年。它的问世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事实已证明《孙子兵法》所蕴含的军事、哲学、管理等思想对于当今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通过这部不朽的军事巨著，联系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的实际，可以领悟出许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笔者仅从势治、法治、心治这三方面给予论述。一、势治问谓“势”？孙子认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①也就是说，水能动石，都是因为猛烈之势所致。他在《兵势篇》中又提出；“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西沙海战中我军为何能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对于1974年西沙海战中,我支援军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我东海舰队援舰在通过台湾海峡时,“蒋介石大开绿灯,又是照明,又是护航,还供给养”。另一说却是：当时蒋介石同侵犯中国西沙的南越政权站在一边,我军通过台湾海峡,是我们“计划周密,从头到尾没蒋介石什么事”。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笔者作为当时南海舰队司令部情报处译电员,目睹了此次事件的全过程。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越战争概论

吴国和越国,都是建于长江下游的国家。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让继承权给弟季历,“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吴本是楚的属国,吴君寿梦时,始渐强大,都姑苏(今江苏苏州)。据《史记·越世家》记载,夏禹的五世孙少康,为了“奉守禹之祀”,封其庶子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自号子越。越先后为楚、吴属国,越君允常时,拓土始大。当时,我国历史已进入了春秋后期,而刚刚兴起的吴、越两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争霸战争中才崭露头角。     

汉代法制杂考

两汉四百年，法制建设斐然成章，既有益于当时，亦光耀于后世，显示了汉人深厚的创造力。汉代长治久安，政平讼理，官吏奉其职，老百姓乐其业，法制完善自是重要一因。惜汉律久佚，汉代法制之详难以尽知，今杂考三事，以见其一斑。一、诣阙“诣阙”或“诣阙上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