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宋时期合州赤水县治考

隋唐两宋时期,合州赤水县治在唐武德元年和北宋熙宁七年曾发生两次迁移：第一次赤水县治于唐武德元年东移两里,影响不大;第二次,赤水县于北宋熙宁四年废而熙宁七年复置时,县治往北迁移至龙多山南五里之地。由于南宋至明清时期的地理志（方志）对赤水县治位置的记载甚为模糊混乱,故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梳理和考察。     

《新五代史》编修献疑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去世,其家人将《新五代史》(当时名为《五代史记》)表上,熙宁十年,诏藏于秘阁,而后盛行于世。欧阳修是《新五代史》的作者,自然无庸置疑。宋晁公武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皇朝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殁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     

黄庭坚大名诗歌考述

熙宁五年——元丰三年黄庭坚任北京大名府国子监教授,诗歌创作一百八十余题,近三百首。他结识了谢景处、苏轼、晁补之等人,砥砺唱和,提高诗歌艺术技巧,成为"山谷体"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迎来了从元丰元年直至元祐五年长达十一年的创作高峰期。     

王安国卒年考

王安国卒年有熙宁七年、熙宁九年、元丰初年等多种说法,实牵涉王安国晚年之仕历、官职及王安石、曾巩诸文系年等问题。结合相关文献,详加辨析,可推定其卒年当在熙宁九年末。     

“三旨相公”有感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仁宗时进士,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修起居注,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等。神宗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执政),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据《宋史·王珪传》记载,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作为宰相,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     

苏轼词二首浅论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1069年),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这时苏轼已经由高唱改革转到保守派一面去反对新法了,因此被外放到地方做官。这首词写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这时,他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做太守。写这首词时,作者在政治上很不得志,离京游宦巳达五年;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丧妻(这时作者妻子王弗死去已经十一年)别子,同时又和亲人不得团聚已经多年。当时,作者的心情是很郁闷的。所以,     

心在帝京 身老江宁——王安石《泊船瓜洲》写作时间释疑

宋代王安石的绝句<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即有争议,主要存在3种观点:(1)熙宁元年王安石应召赴京途中;(2)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返江宁途中;(3)熙宁八年王安石再任宰相赴京途中.从时代背景、作者思想及<宋史>记载的史实来分析,只有熙宁八年春二月王安石再任宰相,才是该诗的写作时间;阐明创作时间有助于阅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理解.     

张先与苏轼

张先是苏轼所见到的唯一以歌词著称于世的前辈词人。在北宋熙宁年间,张先是实际上的词坛领袖,而苏轼才开始学习写词。探讨他们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交往与特殊的师生情谊,对了解北宋词坛情况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苏轼在元丰二年写的《祭张子野文》中,对他们的交往曾作过简略的回顾,“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送我北归,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我来故国,实五周岁,不我少须,一病遽蜕。”这里的“我官于杭”,是指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之时。“始获拥彗”一句,点明了他们的关系。以前许多研究宋词的前     

“梁山”与“梁山水泊”

梁山的原名叫“良山”。据寿张县志载:汉文帝的第二子封为梁孝王,曾经在此山北麓狩猎,因此改名为“梁山”。今梁山西麓有梁孝王墓遗址。梁山位于现在梁山县城附近,西南距菏泽一百公里。它由九个雄峙的山峰组成,东高西低,形势险要。“八百里水泊”的说法是夸大了的,但当年的梁山周围确是一片茫茫大水。据《宋史·河渠志》载:“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河大决于澶渊曹村”,“灌郡县四十五”,“坏田三十万顷”。《宋史·     

欧阳修“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探微

欧阳修在北宋治平、熙宁年间“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任职超常,这不仅反映出北宋元丰新官制变革之前欧阳修职务变迁的特点,也源于欧阳修的政治立场。欧阳修在嘉祐年间赞立英宗以及濮议之争中坚定支持英宗,使其官职不断升迁,但同时也使其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和人身攻击,被迫乞求外任以全身远祸。英宗为避免出现台谏官员与中书官员争论不休、朝臣分化的局面,恩准欧阳修外任,却给予了额外恩遇。因此,“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既是欧阳修政治荣宠的表现,也暗含着无限的政治隐忧。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托古"思维与施行"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北宋开梅山与章惇

东吴孙皓宝鼎元年(216年)在梅山南部设立高平县,晋后为梅山瑶人所据。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宋王朝收复梅山,并设置新化、安化二县,对梅山地区进行了推行教化、发展生产等有效的开发。章对梅山地区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的历史功绩应予肯定。     

由“思颍诗”浅析欧阳修思隐情结

作为北宋文坛和政坛举重若轻的人物,欧阳修中晚年的归隐思想及最终为何选择归隐颍州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欧阳修从皇祐二年离开南京到熙宁三年任职青州期间所做的30首“思颍诗”,具有独特的创作规律。对其进行梳理,有利于探求欧阳修长期以来思隐的内外原因,并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归纳颍州这一地点在欧阳修思隐情结中起到的作用。     

熙宁五年仪州省废考论

仪州原为义州,始建于后唐同光元年,完整行政区划形成于宋太祖乾德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因避讳宋太宗御名改名为仪州,北宋前期仪州均作为州一级政区存在,仪州的设置使得大小陇山区域首次有州一级政区建制存在。仪州全境处于大陇山与小陇山之中,在北宋前期处于重要的秦州经仪州至渭州交通的枢纽地位,尤其在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有效沟通连接了秦凤路与泾原路的战线。随着神宗朝熙河开边伊始,北宋的对夏国防政策转为攻势,新的交通线路随之开拓,新的交通格局逐步形成,秦州至渭州不再需要经仪州的山道交通线,仪州的地位随之衰落,至宋神宗熙宁五年十月,仪州省入渭州。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裁撤合并州县时期,累计有二十七个州、一百四十四个县被裁撤合并,仪州的被裁撤除去自身地缘不利因素外,亦有王安石变法的"省废州县、省废节流"的方针及大背景,因此仪州的省废原因既有存在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特点。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宋代疑难案件中的法学命题及其反思——以“阿云案”为分析文本

阿云案始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终于元丰八年(1085),共历17年方退出历史舞台。该案件几经讨论,影响深远。沉潜史料文献,梳理案件争议,提取案件背后隐藏的法学命题,用之与现代法学对话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这一命题为司马光所提出,其本质是对"何为法律"这一法学原命题的追寻。     

王安石变法新论

海内外学术界历来把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改革统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即闲居江宁,元丰新政完全是在神宗主持下推行的,理应视为神宗变法.事实上熙宁新法与元丰新政不仅主持者不同,而且指导思想亦大相径庭.本文深入解析了熙丰年间改革路线逐步变质的内在机制,指出关键在于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同,进而重新检讨了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老街百年民俗的“压缩饼干”

当你走进上海老街时一定会被眼前别具风格的古建筑文化,及富有民俗传统特色的商旅、市并所深深地吸引。 上海老街座落于南市区老城厢内,一条东西走向的方浜路上。早在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在此就设置了舶提举司,负责征收中外商船货物的税款。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正式在此建上海镇,并派兵驻守,镇署就设在今南市区旧校场。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升镇为县署,后迁至光启路。明嘉靖二十三年(1553年)始筑县城墙,其范围就是今日的人民路、中华路这一圈,老街横卧其中成为自东至西的走廓。南市老城厢在这基础上发展、演变,成为现在上海市区的     

从沈括《浮漏仪》看古代时间计量单位“刻”和“度”

“刻”和“度”是我国古代时间计量史上的时间计量单位。“刻漏”在我国古代时间计量史上被应用的较早,其种类亦较多,但最有独到之处的应当说是沈括研制的“浮漏”。 沈括(公元1031年-1095年)是我国北宋时代的一位科学家。他曾用十余年的时间研究过刻漏,并“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可惜该书早已失传。如今我们只能从《宋史》(卷四十八、志第一)转载他所撰的《浮漏仪》一文,了解其对浮漏的研究     

必须确立新的“资源优势”观

必须确立新的﹃资源优势﹄观潘熙宁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财富的象征，也是一个地区优势之所在，历来被一些地方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引以骄傲和自豪。其实，站在时代高度，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所谓的资源优势完全是一种自我感觉，据此而产生的骄傲和自豪也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