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断裂与突围：全球化时代的新诗命运

中国新诗已有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然而,目前中国新诗发展面临娱乐至上、文化断裂、过度自由等三大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代新诗创作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而改变这种局面的策略是：中国诗歌界应以文化自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诗学的长处,重建诗歌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让中国新诗在全球化时代再次复兴。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华文诗歌的全球整合——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4年9月19至23日在西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华文诗学名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围绕“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推动中国新诗的再次复兴”和“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问题”两大主题，开展了自由、活跃、科学的对话与研讨，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华文诗歌的全球整合——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4年9月19至23日在西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华文诗学名家出席了本次论坛 ,围绕“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中国新诗的再次复兴”和“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问题”两大主题 ,开展了自由、活跃、科学的对话与研讨 ,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响。本届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吕进的主题报告《三大重建 :新诗 ,二次革命与复兴》和骆寒超、陈玉兰联袂发表…     

新诗发展史上的传统与现代性问题

一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以及新诗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个纠缠新诗诗学及实践的老话题,传统与现代也一直是新诗研究的关键词.通过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表述,高度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被极大地简化了.在惯常的理解中,传统成为纯净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一个自足的实体性的存在.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流变

中国古典诗学经过数千年的艺术积淀,已形成一套稳定而成熟的艺术形式,审美形态及具体的操作规范,进而在诗人的内在气质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心态、观照视角及写作惯势.这种美学风范已形成一种潜在的艺术气质浸入历代诗人的血液.同样,古典诗学作为一种顽健的文化因素亦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因此,将"言志"与"缘情"置于意识形态/艺术本体,与外在功利宣传的载体/内在情感表达的物化形式,这两种理念上去阐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将会为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古典与现代之辨:新诗的第三条道路——以1940年代沦陷区诗人为中心

1940年代,置身于历史和文化夹缝中的沦陷区诗人们,似乎找到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艺的契合之处:吴兴华的"古题新咏"与格律探索,朱英诞、南星、沈宝基等的"晚唐诗风"与象征诗学,路易士的"纯诗"探索,通过孜孜不倦的探求,他们试图在古典与现代的融汇、调协中为新诗开创一条新路.他们的理想和实践--以古典的严整诗形,表达现代人繁复错杂的情绪体验,并为新诗寻索出一种相对稳定的"范式"--构成了1940年代历史烟尘中一道别致而又悲凉的风景.他们的诗学探索与同时期冯至、穆旦等趋于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遥相呼应,将新诗逐渐导入宏深而开阔的境地.     

中国新诗的唯美主义潜流——从1919到1949

一般认为,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诗歌在外国诗歌的影响下摆脱中国传统诗歌的历史;其实,中国新诗的历史也是中国新诗不断唯美化的历史.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显在运动中,中国新诗始终涌动着一股唯美主义的隐在潜流.唯美主义因素的不断作用,使得中国新诗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获得一种较为合理的张力,从而也使得它没有成为纯粹的宣传工具,并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仍然保留其永恒的诗学价值.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     

中国古典诗学的“妙悟”说

除中国古典诗学的"载道"、"言志"、"缘情"传统,还应重视对"妙悟"传统的揭橥和阐发。"妙悟"说萌芽于先秦诗学,成型于唐宋诗学,并浸润在元明清诗学的中心地带,成为影响中国古典诗学千年历史走向的一种重要观念。从古代诗歌的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总体倾向看,其中包含的妙悟思想可以划分出感性之悟(直觉)、非理性之悟(灵感)和神性之悟(彻悟)等三种理论形态。古典诗学妙悟观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本体思维,力求超越知识,摒弃"理障"(理性判断),回到以心传心、单刀直入的本质直观,妙悟的终极旨趣在于通过对意象的直观来显现世界的本来面目("妙悟在于即真")。妙悟也是一种非对象性思维,通过妙悟可以打破主观与客观之界割,摒除心物之间的藩篱,回到真实的生命世界本身。     

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

中国古典诗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鲜明的人学取向和浓厚的人文情味。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既表现在本体论、创作上,也反映在真实观、文艺社会功能论方面。中国古典诗学以人之情志或“道”为本体,以虚心、养气、比兴、禅悟及“风格”论创作,以性情和道德之真论艺术真实,以修身养性的“成人”理想为归趣。研究这一民族特点,对今天的诗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典情怀的现代重构--论戴望舒诗歌向传统回归倾向

戴望舒诗歌现代性品格的形成,离不开对传统的纵向继承.本文从东方式爱情主题、传统的还乡意识、传统的文人心态、古典意象和圆圈式抒情结构等方面,论述戴诗向传统回归的倾向;并说明这一倾向与诗人自身遭遇及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是诗人面对中国新诗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诗学策略.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