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论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兼说楚骚传统

本文认为,宋人黄伯思对楚辞体特征的论说,只是对这一文体语言外壳的描述,未能涉及问题的本质。笔者指出,楚辞是一种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的特殊文体,而浓烈的抒情性则是楚辞体最突出的本质特征。文章从情感内涵、情感特征、抒发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解析,同时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楚骚传统展开论述,认为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士文学”传统、“骚文学”(骚体诗形式)共同构成了楚骚文学传统。文章最后还对屈原以后楚辞体文学为何辉煌不再的原因进行了简要探索。     

三家《楚辞》注本的训释篇目与体例

王逸、朱熹、蒋骥三家的《兰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方面各有异同。从训释篇目上说，三家注本所选择的楚辞作品，各有侧重，从训释体例上说，三家注本无论是总体体例，还是具体作注的体例，既是传统训话的影响，又有着各自的特色，且各有优劣。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三家《楚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上，从形成到成熟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古代众多《楚辞》注本在这两个方面的大致轮廓。     

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

本文通过对一系列韵文文体的成因的研究,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作者认为,韵文最基本的功能是记诵功能,其原始体制产生于仪式叙述的需要。《诗经》体是祝颂,比歌、兴歌的产物;楚辞体的结构特征和语助特征来自相和歌唱;赋原是周代乐教中的雅言诵,因“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与音乐脱离,成为作家文学最早的文体。本文还讨论了铭刻、书写等传播方式对于文体发展的作用,五、七言诗体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乐府的关系等问题。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 ,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 ,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 ,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 ,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 ,即可构成楚辞句式 ,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诗亡”说质疑——《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探索

《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是指《诗经》以后,屈原赋出现之前的诗歌。它大约经历了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的近三百年时间。这近三百年,向被视为散文大放异彩和诗歌沉寂消歇的时代,诗歌的研究几乎成了“空白”。追溯原因,除了世远籍湮,茫昧难觅,散篇残句,真伪杂糅,以及一直未曾出现诸如《诗经》、《楚辞》、《乐府诗集》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近年楚辞研究新课题发展趋势

自７０年代未至今的２０余年中，《楚辞》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在２０世纪前７０年代中或少有触及或根本没有触及，因此，在楚辞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这当然是楚辞研究深化和拓展的结果，也是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的表现。这些新课题是： （一）《楚辞》与文化 《楚辞》与文化是近２０年来《楚辞》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这固然与近年来的“文化热”不无联系，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决定于《楚辞》本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文化的临界优势，是《楚辞》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回顾这段学术发展史，可以看出明显的逻辑层次，反映…     

“汉武爱骚”简论

<正> 汉代的建国皇帝刘邦侮儒生,溺儒冠,甚不喜诗书。而武帝却十分喜爱《楚辞》,穷书生朱买臣仅凭会读《楚辞》竟贵显当朝!这只是对音乐狗马的喜好,还是另有原因?另外,武帝对《楚辞》的爱好,对屈原作品的搜集、整理、研究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两个问题,本人略抒己见于下。要弄清问题,先不能不说说屈原。     

一个多层次的审美艺术空间 ——艾雯散文艺术论

艾雯是一位活跃在50年代台湾文坛上的女作家，她的散文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艾雯善于汲取各种文学艺术样式的养分，这就使她的散文兼备了诗歌的意象、意境和诗味美，小说的故事趣味美，蒙太奇技法的洗炼、含蓄美以及音乐般的语言节奏美。由此，艾雯的散文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多层次的审美艺术空间。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下)

五、论《天问》《诗经》与《楚辞》为两个时代的产物,两者截然不同。《诗经》为封建时代(按封建时代为中国历史旧有的概念,与现在所说的概念不同)的产物,而《楚辞》则是封建制破坏后的作品。《诗经》产生于春秋时代,而《楚辞》则产生于战国时代。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转变,就是由春秋转为战国,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故《诗经》与《楚辞》时代虽然看来接近、却不可同日而语。《楚辞》以下的各种诗赋,倒是和它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如果问历史家春秋是如何变成战国的,则众说纷纭,难于定论,因为那时变动太     

冰心散文语言的音乐美

讲究散文语言的音乐美,是我国优秀散文的共同特点,一些为人们传诵的名篇佳作无不琅琅上口,和谐悦耳,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前赤壁赋》,鲁迅的《野草》。具有深厚古典文学根底的优秀散文作家冰心,对散文的音乐性也是极其重视的。她说: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家诗,雄壮得象军歌”,这得力于作者“从多读书、善融化得来的鲜明、生动、有力甚至具有音乐性的语言”(《关于散文》)。冰心散文的语言就是一种“音乐性的语言”。它宛若优美动听的轻音乐,旋律流转自如,给人以音乐美的享受。     

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楚辞中的“兮”字的用法是很特殊的语言现象 ,这在《九歌》中尤其明显。本文结合先秦时代诗歌作品的大量材料 ,从《九歌》中发掘出充足的内证 ,揭示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九歌》中“兮”字的音乐特性 ,指出它具有迂徐舒缓、浩荡宛长的效果 ,而这又是与《九歌》作为民间祭神乐歌的性质相一致的。《九歌》中“兮”字的用法 ,所以不同于其他来源于荆楚民间一般歌谣的楚辞作品 ,其根源也在于此     

从接受美学谈音乐审美

人们在音乐生活中,从书籍、广播、电视、音乐教师的介绍中,常常听到音乐形象这个词。如乐曲的音乐形象非常鲜明、生动、感人。甚至把艺术形象作为衡量判断艺术优劣的标准,这似乎已被认为是音乐审美的一种常识,已习以为常形成惯例。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音乐形象,顾名思义,形象是(形状+想象),它包括具体事物的外部形状,还包括人头脑中由客观事物所造成的一种与事物想象的一种感性印象,既用以说明客观的外部形状,也能用以说明一种主观的感受。音乐能不能和绘画、文学一样,作曲家能否像画家、作家一样描绘、叙述、介绍故事情节?显然是不可能的。…     

论王国维对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学术文化史上影响甚巨的一位大家。应该说，他不是楚辞学专家，在他渊博深送的知识视野中，楚辞学仅仅是他宏阔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对楚辞学的研究却远远超越了自古以来的楚辞学研究模式，既深借楚辞文化之内蕴，又以西方思辨型方法为基础，开拓了一种全新的楚辞学研究格局。从20世纪楚辞学演进史的宏观角度看，王国维的楚辞学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范导性意义和启迪作用，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日益昌炽的楚辞学热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20世纪楚辞学的繁荣与王国维的理论贡献存在…     

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

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形式上韵散结合,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内容上则彰善瘅恶,激浊扬清,表现对丑恶现实黑暗社会的无比愤慨和无情揭露,既是抒发牢骚的泄愤之作,也是典型的社会批评,是辞赋体杂文的开山之作,对后代的赋体杂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实秋的幽默散文与西方的超现实幽默

梁实秋散文的超现实幽默与西方超现实幽默有相似之处：超越现实，与外部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使之免受伤害，从高层次上来切近人生，从而获得艺术的愉悦、奇妙和自由。同时，梁文与西文也有明显的差异：梁始终保持“中和”之度，有笑后的轻松；而西文之幽默则有着苦味的绝望。原因是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论《离骚》与《史记》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离骚》与《史记》的内在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抒情特征,一是尚“奇”的审美追求。形成这种内在精神一致性的原因,一方面是司马迁与屈原都具有“发愤著书”这一共同的创作动因,另一方面是司马迁深受楚文化及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