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社会救助权的法律定位及其实现

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它具有社会保障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社会救助权在社会保障权利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地位。树立先进的社会救助理念,制定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完善社会救助权的法律救济,是我国公民社会救助权实现的基本路径。     

试论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救济

社会保障权在现代社会日渐受到重视,有权利就有救济,社会保障权也不例外。同时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为其设置相应的救济制度,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救济机制无法能给人们的社会保障权提供切实的保障作用,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对其进行研讨,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司法实践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司法体制、特殊程序、司法救助、举证责任分配和公益诉讼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司法救济制度。     

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的互释、互构何以可行

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的互释、互构,在穷人求富和富人求安的心理上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因而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政府在保障公民社会权以及大力实施社会救助方面的努力为二者的互释、互构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但要使二者的结合更加充分有效,还须强化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适当赋权于弱势群体,增强公民社会权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以及继续发挥司法等救济模式的作用。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

现代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已超脱于传统观念,呈现出积极性和发展性特点.立足结构一功能视角,考察转型期我国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其发挥深受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救助法自身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地要求社会救助立法关注公平救助;民主政治体制强调国家承担根本救助责任;而社会救助法自身的结构要求社会救助立法更加关注社会救助权的程序保障机制的建构.我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完善对此应当予以关注.     

论社会权裁判的方式及其理由

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的方式却有所差异.反对社会权可裁判性的理由不是社会权的可诉性,而是法院对裁判方式的选择.不同的裁判方式必须符合其国家或地区的宪法理念、宪政体制与司法传统.     

社会救助的权利救济——兼论《社会救助法(草案)》权利救济程序规定之不足

社会救助权是指公民出现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克服的生活困境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特定服务的权利。目前《社会救助法(草案)》存在社会救助权利的实体权利缺失、程序权利缺失、法律救济权利规定过于简单等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法应在完善社会救助权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救助权利救济程序。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为: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论社会救助权

当个体生存遭受自然或社会危险而无力自救时,获得社会救助不仅仅是一项道义诉求,而是一项基于法律的权利主张.社会救助权是对公民生存权的补救和扩展.确立和落实社会救助权,是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立法宗旨所在.以《社会救助法》的立法实践为契机,从法理上厘清社会救助权的根据、性属与功能,构建社会救助权的框架体系,对社会救助立法的价值定位,以及对社会救助立法的整体构造,都具有方向性意义.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衔接的探索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是我国为实现宪法原则,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得到法律帮助的两项法律救济制度,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在司法实践中,探索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对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两项法律救济制度衔接的具体操作进行了一些探索。     

论房屋拆迁中被拆迁户权益的保护

目前,由于拆迁安置资金不足,拆迁法制不规范,拆迁救助方式单一,广大被拆迁户的基本生活权、财产权、劳动保障权、知情权、司法救济权等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应通过健全法令制度、规范政府角色、出台优惠政策、建立公民广泛参与机制等途径保护房屋拆迁中被拆迁户的利益.     

社会救助行政救济手段探析

社会救助救济手段的制度架构应该和社会救助实体法律规范的完善同步进行.在诸种救济手段中,社会救助的行政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社会救助救济手段的完善应借助《行政复议法》修改和《社会救助法》制定的契机,扩大社会救助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增强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确立社会救助案件行政复议前置原则.     

生存权和发展权视角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机制探究

我国农民工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农民工的生存权主要包括生命权、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农民工的发展权主要包括受教育权、参与权和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权。在生存权和发展权视角下从实证角度对农民工的权利缺失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机制,如农民工权利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救助机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政府的行政保护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等。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论社会保障权及其司法救济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的重要权利,为保障权利实现,需要深化权利救济理论,探索完善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方法。从分析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属性入手,以具体权利内容的法律性质及权利行使方式为标准,划分社会保障侵权类型及分析相应的救济方式。反思我国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立足国情提出完善司法救济的路径:一方面要加强公法救济,保障公权力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要改革私法救济,对现行救济方式实行渐进的变革,最终秉承社会法理念构建司法救济体制,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     

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与社会保险立法

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的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职务常任是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世界各国大多通过各种法律规范明确公务员享有职务保障权。但是,这只是实体权利规定,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切实有效的救济机制。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屏障,对公务员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文章对中国域外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进行考察,明确指出,通过立法和实践,使公务员享有公正、有效、及时的司法救济,是实现法治、保障公务员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公务员人事管理的必然趋势。     

我国伤残抚恤申请程序之研究

我国公务员及军人的伤残抚恤权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属于受益权的范畴。我国目前伤残抚恤申请程序存在缺少告知、公平听证及司法救助等重大程序缺陷。按照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伤残抚恤申请程序应当包括告知、行政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及司法救济等程序正义的基本内容和机制。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优化《社会救助法(草案)》: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衔接和协调

随着风险社会来临,大规模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大量存在。单靠侵权责任自身难以承担救济功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这一兜底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衔接存在两者间衔接缺乏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基金立法滞后、社会救助法与社会救助基金关系不明确等问题。为了通过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合理衔接,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一般的侵权责任应采取以侵权责任为主的补充救济模式,特殊的侵权责任需采用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补充模式。同时还应完善社会救助基金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