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

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代宗因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勾结河北叛镇而再生战事,遂同意其令叛将分帅河北的奏请。战后,为阻止此种可能性的发生,代宗着意削减河北诸藩的土地,形成初步的军事战略格局以期消灭河北于无形之中,这体现了代宗的魄力、谋略及其初期强硬的藩镇政策。虽然这一格局终因时陷怀恩及吐蕃威胁的朝廷与趁机要挟朝廷的河北的妥协而解体,但是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河北则在得到朝廷归还的土地之后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永泰之后走上了割据之路。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研究唐代河北藩镇的一部力作——《唐代河北藩镇研究》评介

冯金忠博士的专著《唐代河北藩镇研究》,2012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十三章,另有四个附录,共三十四万余字.该书充分利用碑志材料并与传世典籍资料相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对唐代河北藩镇的组织体制、储帅制度、武职僚佐的迁转流动、军镇防御体系、屯田经济、佛教、世家大族、民族关系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考察,立论扎实,新见迭出.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李文才唐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向朝廷提出继任此位，唐廷予以拒绝，并进行讨伐，历时一年多，平定了昭义镇。因昭义镇也称泽潞镇，故史书多称“武宗平泽潞”。这一历史事件，是所谓“会昌之政”的一项重要...     

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

从文本起源的角度分析,“河北故事”并非历史当事人对唐代河北藩镇事务的现场表达,而是历史书写者对河北藩镇既往处事原则的文本概括。其最早见于元和八年(813)韩愈撰写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是韩愈在“故事”一词的基础上化用而来。其内涵除了政治独立、节帅世袭,还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的政治态度。“河北故事”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叛乱与平叛”关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相处模式,其开启时间为德宗建中平叛失败后,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变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确立。     

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贾燕红唐代安史之乱后，首先在叛乱发源地──河北道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大部分时间里，河北道主要被魏博、成德、卢龙、横海四个藩镇所割据。这些藩镇虽然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实际上是割据不臣的。它们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署文武将吏...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归根到底是由各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战争是经济与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正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而成为国际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与变迁的重要因素.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     

略论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

政治婚姻是以婚姻为手段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婚姻形式 ,它是唐代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 ,其方式和类型也随政治、军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 ,政治婚姻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唐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有利于边疆和平和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廷与藩镇联姻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维护中央集权 ;藩镇之间联姻在初期巩固了军事同盟和地方割据 ,至唐末又有助于壮大强藩的势力 ,实现局部的统一。     

河北大族与东魏建立新论

孝文帝改革使河北大族在朝廷和地方乡里的权势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河北大族由此成为北魏维持门阀统治的重要势力。六镇降户发动河北暴动,将河北大族推上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尔朱荣家族执政,对北魏皇室、胡汉门阀的政治特权构成巨大冲击。拥有雄厚部曲武装的河北大族,是孝庄帝及胡汉门阀用来对抗尔朱氏的重要势力。尔朱氏在河北扩张势力,遭到河北大族坚决反抗。无力消灭尔朱氏、高欢转向承认门阀制,是河北大族向高欢让出冀州与之联合的原因。东魏是高欢六镇豪帅与河北大族在反抗尔朱氏专权、与北魏宗室胡汉门阀较量过程中相互联合妥协的结果,其性质是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汉化政权。     

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

藩镇军队是唐朝中期以后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结构形式,它担负着镇守地方、拱卫朝廷的职责和使命,是唐王朝的军事支柱。但由于中央力量的逐渐削弱和藩镇军队结构、组织的原因,却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时常与中央政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就是在其内部也经常出现骚动和兵变,甚至兵、将、帅之间相互残杀,造成军队的混乱。近年来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很少涉及藩镇内部的组织与结构。本文试图探讨藩镇军队兵、将、帅这三级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藩镇的研究有所裨益。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建立了以神策军为核心的北衙禁军。地方上从内地到边疆建立了藩军。唐代藩镇军制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其各个藩镇内部的统兵体制,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方镇治所州的牙兵(衙军),二是方镇属下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三是州下各县的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若干小的军区。     

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以柳开家族为线索

柳开家族是10世纪华北典型的地方士人家族。家族成员任官既有文职、武职,亦有由文转武者。柳开父辈任官中朝廷除授与幕府辟署者交错,仕宦区域集中于魏博六州;兄弟子侄辈则均为朝廷除授之官员,任职区域遍布全国。这两点反映了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家族发展的一般情况。唐末五代世乱之下,地方士人或逃亡隐居,教授乡里;或因仕途狭窄,为求仕进被迫由文转武,效力军门,尤以服务藩镇幕府者居多。到了宋初,随着国家统一、文治兴起,士人仕途前景广阔,隐居不仕者纷纷应举出仕。同时,五代宋初朝廷逐渐收回地方人事权力,幕府僚佐也基本转变为朝廷命官。以柳开家族为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士人政治抉择、家族发展的诸多层面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     

明大同镇内五堡探讨

嘉靖年间,大同镇北部边墙倾圮,堡寨烽堠失陷毁坏,镇城完全暴露于外,而蒙古骑军却是连岁而下。在此情势下,建立镇城北部的屏障是刻不容缓的。属于大同镇的镇边、镇川、宏赐、镇虏、镇河五堡就是为了防御蒙古、保障镇城安全而设。而五堡的修建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建成之后,随着历史变迁及客观环境的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堡建成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效地保障了镇城的安全,同时也带动了镇城周围防御体系的成功修建。     

唐代巡院初探

中唐以后,叛镇迭起,边患频仍,衰微的中央政权为了支付巨额军费,不得不拚命搜刮钱财。但各地皆成藩镇,独立性增强,旧的财政体制很难奏效,于是中央便设置新的财政机构,直接插手地方上的税收赋敛,形成新的财政体制。这一套新的财政体制对维护唐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势力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盐铁巡     

唐代淄青镇:内在文化原因析论

在河朔型藩镇中,淄青镇最为强大,这与其内在文化原因有关.种族文化与河朔习俗使淄青镇具有优秀的兵力资源;均减赋税、发展生产、重视贸易使淄青镇拥有强大的财力与军事实力,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李师道之败亡,是由于内在文化的削弱所致.     

“白马驿之祸”与唐末幕府文人心理

白马驿之祸是对唐末政局影响极大的政治事件。幕僚李振等人鼓动节度使朱温将唐朝廷中的30余名朝臣全部杀害。文人入幕是唐代中后期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多数幕僚在唐中期政治运行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唐末形势发生了变化,朝廷在穷途末路时仍旧把持着铨选的权力,藩镇凭借武力凌驾中央之上,加之文人们的生存环境剧变,经济条件等也发生较大变化,这些因素导致了幕府文人产生了"尊幕府而弃朝廷"的心理现象,这一心理现象对文人的功利心、道德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代都城的变迁

唐代的都城在长安,后来,建东都于洛阳。唐末,天復四年(904),身兼宣武军等四镇节度使的朱温为了更牢固地控制朝廷,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其后,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繁繁,都城几经变迁,甚至同时有东都、西都、北都、邺都之称。作为都城,应当以朝廷百司所驻及神稷神坛所在为准,而以前者为主要依据。现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对五代都城的变迁,考察如下。后梁先都开封,迁洛阳,再迁开封     

《金瓶梅》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

《金瓶梅》小说的本事究竟发生在哪里?或者说小说创作素材有没有真实的地理背景?这个问题至今少有研究者深究。《金瓶梅》一开始交代,故事是发生在清河县,根据通常的判断,所写似系明属直隶广平府的清河县(今属河北邯郸地区的清河县),但小说却又明写为“山东清河县”。这清河县的西门庆又与山东东昌府官吏来往频繁,与广平府似无瓜葛,故定为河北清河县便似是而非。再进一步推敲现河北清河县的历史沿革,元、明时期以来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小县份,这一地理背景显然不可能容纳下西门这样大商贾兼官僚的权势人物,也不可能招致当朝巡抚、巡按等重要官员的驾临,历史上这里更没有守备府及朝廷户部、工部直辖的钞关、砖厂等机构设置。虽然小说本是艺术虚构,大可不必当作历史地理著作去从事认真考证,但象《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