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涉案主体的身份特征看影响性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与民意--以2005-2014年《南方周末》评选的55件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刑事司法寄予了过度的期待,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弱势主体犯罪或被害的刑事个案,其生存状况、犯罪原因、被害原因等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民众关注案件的重要原因。基于强势主体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民众更愿意通过对案件的关注、将案件事实的公开化来约束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刑事个案中加害与被害双方的身份差异愈为明显,案件就愈易受到关注。民意表达易受涉案主体身份特征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本身,更多是对案外因素的关注,民意表达更多地呈现出社会问题司法化的特征。应加速推进社会改革,建立健全公平、平等的社会运行机制,进而改变身份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并进一步厘清司法本身的职能定位,区分社会问题与司法问题的解决路径。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制度层面的优化与突破

民意影响司法的个案不只是简单或复杂的法律问题,而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如何正确对待民意问题已引起司法实务界应有的重视。当前刑事司法应以理性的思维、制度化的方式有限度地吸纳民意。民意的合理成分在刑事裁判中得以体现,有赖于必要的体制机制的构建。同时,立足我国司法实践现状,优化相关司法制度并使其具备前瞻性,既是实现民意与司法良性互动的需要,亦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民生司法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抗震救灾期间刑事政策的现实关切为视角

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民生司法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应积极回应民众需求、关注社会效果,实现犯罪态势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之间的交互影响,通过自我调整达致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常态语境中刑事政策应以宽济严,侧重于宽和与谦抑,强调其对社会生活的最低限度干预,但在非常态情境中则应基于现实需求采用严厉的刑事政策,以维护社会稳定.近期针对抗震救灾过程中的犯罪动向所运用的刑事政策,即体现了对于灾区民生状态的现实关切.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理念储备与介入范围界定

伴随着民众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现代传媒的迅速发达,民意介入司法成为可能.对于民意介入司法,应有理念上的准备:既无需担心民意影响司法独立、民意审判,更应强化或重构司法为民、有利被告、程序正义和能动司法的理念.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科学界定民意介入的范围极具必要性.司法应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之情形下参考民意,并通过合理的途径使民意有限介入、依法介入、理性介入司法.     

进路选择、障碍化解、制度预置——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构建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

制度建构的进路选择、现实障碍的化解、前提性制度的预置是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首先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在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上,应坚持“渐进”与“嬗变”、“系统变法”与“局部改良”的结合;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面临着观念上和立法上的多重障碍,需要克服认识上的障碍、解决司法审查制度与现有立法的冲突、塑立与培育分权制衡、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等理念及民众的权利意识;“审判中心”和“检警一体”应是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的两大预设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弱势群体刑法保护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可分为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实现,应当将其纳入到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加以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是弱势群体刑法正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正义需要、秩序要求、报应观念和预防理念,刑事立法上应通过定罪规范的“犯罪化”和刑罚规范的“严厉化”加以实现,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严.“当宽则宽”是弱势群体刑法反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公平理念、刑法谦抑和刑法人道,刑事立法上的实现途径是定罪规范上的“非犯罪化”和刑罚规范上的“轻缓化”,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宽.     

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分析

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是指刑事司法过程与结果对当事入、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受刑事法律规范内容与情理间契合度、刑事司法人员的个人能力和当事人、社会民众对案件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为提高刑事司法社会效果,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应加强与当事人、民众司法信息的沟通工作并妥善处理好刑事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模式

刑事审判模式在根本上属于开事司法问题,故能动司法必然牵扯刑事审判模式.从能动司法的内涵和特征出发,体现能动司法的刑事审判模式应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包含着回应什么和如何回应即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它包含并超越了适应性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合情合理合法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的底线,或是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能动司法

转型社会的司法需求、机械司法的现实局限、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使得能动司法在我国成为必然与必要.然而,如何实现能动与克制的均衡、法治与民意的统一、程序与实体的兼顾是能动司法必须面对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难题.我国司法权威缺失、审判管理制度不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建立、法官素质不尽理想等制约因素使得上述问题更加突出.建立健全柔性裁判机制、诉讼内调解机制、司法文书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解决该问题的实践进路.     

论我国刑事审判管辖的完善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发展及当今犯罪种类尤其是大要案的增多,我国刑事审判管辖存在的问题凸显。在级别管辖上,立法对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的一审管辖权规定得过于原则抽象,授予过大管辖自由裁量权;在地域管辖上,缺乏指定管辖、转移管辖应有的实质内容和法定具体条件,也没有明确区分牵连管辖和竞合管辖。因此,应借鉴法治发达国家审判管辖经验,以改革完善我国刑事审判管辖。     

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理念——透视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第一案

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有一种过多关注和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倾向,被害人的尊严和利益反而受到忽视。如果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弱势群体,需要通过控辩均衡以维护被告人的利益,那么被害人从犯罪行为实施那一刻起就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调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就是聆听被害人声音的过程,还被害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公正的过程。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一方面对各主要法系的制度和国际惯例兼容并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探索其自身的审判理念。     

司法的第三维度:社会学维度——从法意与民意的纠结谈起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司法具有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司法的实体法维度;第二维度是司法的程序法维度;第三维度是司法的社会学维度,司法活动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获取民意信息,法官裁判难免会受到"民愤"等民意因素的影响.因此,法意与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的纠结是司法的三维职能所系,定罪量刑不能不考虑到"民愤"等社会信息.由于缺乏非社会特征化的吸纳渠道,"民愤"所表达的民意信息常常是非理性的,考察司法实践中最难做到的"无罪放人"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两类事实,其中的关联性可见一斑,以合理的程序设计和案例指导来实现法庭审判的非社会特征化,便是梳理法意与民意的积极探索.     

犯罪标签与我国刑事法治

犯罪标签理论是西方犯罪学中重要的学说之一。它认为 ,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 ,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个人犯罪就是社会对行为人贴上了标签的结果。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基于该理论思考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做到洋为中用 ,期望对我国刑事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恢复性司法——构建和谐社会在刑事惩罚性教育方面的有益尝试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减少犯罪,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如何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加有效地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减少犯罪,是司法工作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恢复性司法对此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从恢复性司法之特征出发,阐明刑事司法观念的变迁和恢复性司法在轻罪尤其是青少年轻罪的惩罚性教育中的优势作用及不足,提出恢复性司法试行、推广的条件、方式和措施,力求用恢复性司法的刑事政策来解决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问题。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网络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网络舆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难题之一。一方面,网络舆论因其公开性、开放性、及时性而天然具有预防司法审判不公不廉的功能,对司法审判形成一种体制外的监督。另一方面,网络舆论也具有天然的非理性成分,可能成为干扰审判独立和审判公正的障碍。刑事审判与网络舆论冲突的协调,既要求法院掌握定罪过程以法律为准绳、量刑过程优先适用法律和理性对待民意的基本准则,也需要通过建立和健全相关的具体制度,正确处理刑事审判与网络舆论的关系。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及其建构

犯罪被害人问题是伴随着犯罪问题而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然而它却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社会问题。在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严重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通过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依据法律程序,对重大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支付一定的金钱加以救济。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犯罪被害人的生活困境,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的报应情感,从而维持、确保国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并对预防犯罪和维持社会秩序做出贡献。     

对弱势群体的刑事保护问题

对弱势群体的刑事保护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历史进程。为了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应将弱势群体特殊保护作为刑事法治的基本理念,通过科学立法,实现对弱势群体权益及时和公平的保护,通过温情司法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刑事损害赔偿影响量刑的法理分析

在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犯罪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私人法益的侵害,因而,应合理设计犯罪惩罚与被害救济之间的平衡。以罪刑均衡为基本原则的量刑应以责任为基础,兼具犯罪预防的基本需要。刑事损害赔偿作为恶害的承担,满足了报应的需要,降低了犯罪的实害程度,从而减轻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现了犯罪人对自身罪行的部分救赎,确证了法规范的有效性,也有助于犯罪预防的实现,量刑上从轻于法有据。同时,赔偿还兼具犯罪恢复的社会价值,是市民刑法更关注人权、人道与人性的基本践行,因此,刑事损害赔偿应作为刑事司法中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