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

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倾向于围绕本国所受影响范围进行展开。可是,单单以各国儒学为基轴而扩展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跟进把握东亚儒学的整体状况。因此有必要存在两种儒学史。一种是以各国为基轴的儒学史,另一种则是一开始便着眼于东亚全体来书写的儒学史。各地的儒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从中国单向地传往各地,而非相互交流影响。各地的儒学之所以独立性强,是受到了各地域国家意识较强的影响。而儒学的“天下”本来是指世界整体,并非某一个国家。在日本有言论称日本为“天下”,把日本看作一个世界,即各个国家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多个世界又包含在以中国为中轴的大世界当中。在这里各个国家处于“生态隔离”状态。儒学使用的概念能够包含多样的内容,各国才能利用它的特性来构筑本国特有的思想。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儒学是基础素养,儒学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共同基础。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通过系统理论地说明东亚儒学的历史存在意义,使之与西欧思想相对化;其次,要系统理论地说明儒学在多样社会中具有明确的存在意义。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子前儒学思想的萌芽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是孔丘，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孔丘之前儒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已经出现了萌芽，如公孙轩辕的‘以仁德服天下’，伊尹的儒学启蒙思想，以及周公旦的‘敬德保民’都对孔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孔丘的儒学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君主·风俗·道德与国家盛衰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主处于社会的中心，有着至高无上、专断一切的地位，被人们视为天下的楷模与表率。君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而且对国家兴亡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到，君主行为通常反映出其道德素质，故君主道德素质攸关国家盛衰。君主通过各种方式树德，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国运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世情、时序与学术: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探微

方回的理学观念,集中反映在他对儒学道统的承传谱系以及儒学的要义、精神品格的阐说上。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尊奉的是朱熹的意见,并认为这一儒学正脉是实现世道之治的根本;对于其他的各种异说,则不遗余力地加以驳斥。这种价值取向和他在特定时世境遇下的心态诉求及历史反思相关,更根源于其对儒学核心内涵的体认。他既将儒学视为心性修养之学,强调通过读书致知来涵养本心;又将儒学视为实学,突出其关乎人伦、切于当世之务的精神品格。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对于矫正其时之理学流弊,乃至澄清时人对儒学的误解,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原君》的中心论点

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羲写的《原君》,是一篇笔锋锐利、说理透彻的政论。这篇政论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作者是怎样阐述的?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 《原君》之“原”,是探求、察究的意思。原君,就是对君主的起源和职分的探讨,简言之,就是关于君主的论述。那么,作者是以什么问题为中心论点,对君主进行论述的呢?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文章一开始,上溯到人类社会之初,指出君主出现以前天下的状况(注:作者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有生之初”的原始社会阶段没有私有制,哪里会有自私自利的观念呢?)“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承传与择取──鲁迅与儒学

文章认为儒学作为一门“内圣外王”之学，在历史发展中，被权势者改造，外王之道消隐而内圣一脉片面膨胀。鲁迅作为一个反封建战士，对被权势者片面发展了的儒学所取的态度是：对其内圣一面亦即封建伦理一面持严峻的批判态度，而对其外王一面亦即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持肯定并自觉择取，化为自己行动的指导。     

人性自私论与明末封建、郡县之辨

明末启蒙学者的封建、郡县之辨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以"公天下"论为理论依据,要求君主以公心治理天下,反对君主专制。二是以人性自私论为依据,肯定天下人的私心私利,进而将君主公心解释为满足天下人的私心私利。两种理论都可以推导出对封建制某种程度的肯定,不同处在于,人性自私论否认治权在君,不再寄希望于君主的个人道德,这就为明末的封建、郡县之辨注入了新的内涵。     

原始儒学的两大基本结构

针对儒学发展史上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所倡导的“内圣开出外王”的观念进行批判，认为原始儒学有两大基本结构即内圣和外王，但两者并非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并列的结构关系。所谓“开出”，即把外王看作内圣的末与用，就是取消外王的独立性。中国现代政治资源之不丰，实肇始于对原始儒学这两大基本结构之关系的误解和有意误导。文章具体考察了原始儒学的真相，认为孔子本人既有成圣的追求，同时也有成王的意图，而且他对全。何进行政治治理有全面的构想；他对社会基本力量即新型君子的设计，也同样有道德和治政这两方面的要求；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认为道德与政治能力可予分离，若适逢乱世，王者之价值要高于圣者。     

论儒士在五代历史上的作用

五代是个战乱的时代,也是重武轻文,儒学式微的时代;但儒士却得到了许多政权统治者的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士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各国的礼仪制度建设,以儒学政治理念影响统治者,对君主的错误直言谏诤,努力推行仁德之政;在军事上,儒士为军阀将帅执掌书檄,运筹帷幄,化解危机,甚至统兵作战;在文化上推行教化,保存整理文化典籍,著书立说。儒士在五代历史上有重要的贡献。     

论唐甄的历史盛衰观

唐甄在《潜书》中,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探求王朝兴亡、历史盛衰之鉴。他注重从人事作用上对历史盛衰之理进行考察,认为君主是王朝兴亡、历史盛衰的重要决定因素;他认识到社会风气对社会治乱兴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他还有"众为邦本"、"富民"、"养民"等重要的民本思想。     

主权论

主权论王佐龙一、主权的产生及各国际法主体的主权分析主权的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在古代社会，主权实质上是君主对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在中世纪以君主为中心的民族独立国家中，君主即主权者，君主权力即国家主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国...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大学衍义补》的思想史价值

原始儒学本具体用兼备、明体达用之实学风范，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后儒的流弊从汉代开始便把儒学引向了空疏。此风在儒学应对佛道冲击重建形上依据的宋代达至极端。丘浚在直面儒学全面“内倾”的时代力矫空谈性理心性之风。重申儒学“明体达用”的风格，创造性地全面首释儒家外王学理的丰富内涵，初触启蒙经济自由之基，这在儒学的历史上实属开创先河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