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视野下的中国法律援助运作模式

获得法律援助是最基本的社会正义,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对法律援助的制度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应该在初步建立法律援助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服务的形式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体系,即整合社会资源,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法律援助社会保险制度,从而促进法律援助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法律援助制度正当性基础的反思

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经过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棘手问题,使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充满困难和挑战。如何面对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需要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和重构,从而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实现司法公正。     

论我国农民环境权利保护的法律援助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仍然十分严重,农民在环境保护中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而处于双重弱势地位,即使其在司法活动中也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基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考虑,急需通过法律援助解决广大农民在环境污染侵害中所遇到的法律纠纷,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现状急需环境污染受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嵌入,同时开展农村环境法律援助是提高农民环境维权能力、解决农民环境维权难题的必然要求。针对农民环境维权能力和行动劣势明显、立法规定不足、法律援助资源缺乏、环境法律援助案件的处理难度大等法律援助困境,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立法规定,加强援助机构设置,增加援助经费,加强宣传教育和司法队伍建设。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谈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当中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即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即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老年人是社会成员中的一个分子,作为普通公民,其合法权益在法律的普遍保护之内。我国宪法、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法律对公民基本权益保护,均包括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其次,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中的特殊群体,相对处于社会弱者的地位,因此法律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探析

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路上的障碍逐渐消退。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仍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维护更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滞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没有形成制约机制等制度性、体制性缺陷,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缺乏,也降低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功效。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亟须从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完善,以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人权法视野下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中国经验与发展前瞻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向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扩展的制度发展过程,既有回应人权司法保障一般标准的性质,也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刑事司法通过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值班律师等制度,为贫弱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是确保其平等实现有效辩护和公正审判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还面临着资源短缺、协调不足等挑战,为此需要动员各利益相关方力量,把握当前司法改革机遇,结合制度倡导、区域经验分享、科技创新等途径积极完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     

法律正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

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制度正义是构建社会正义的基础,而法律正义作为最根本的制度正义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石.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正义,应该依靠法律正义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正义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践,依靠法律正义来引导和谐社会的发展.在和谐社会视域下,立法正义、守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成为实现法律正义的基本途径.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法律援助问题：以场域理论为展开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在构建我国当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中，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展开，农村法律援助存在供需不平衡、法律援助服务不到位、传统观念的桎梏、法律援助准入门槛不具体、法律援助质量管理监督理念陈旧等问题。当前变革的农村社会结构表明，以社会场域理论为依托，通过差别补贴原则、打破科层制固化机制、加大普法宣传、建立准入门槛科学标准、加强监督等建构农村法律援助体系可以有效化解前述问题，使农村法律援助发挥时效，促进乡村法治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法治治理新格局。     

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的伦理审视

体面劳动回归劳动的本体价值和人文关怀,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尊严、关照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权利公正、追求劳动者的自我价值实现,是迄今为止最进步和文明的劳动伦理形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重要的建设力量和劳动主体,理应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然而,由于制度正义失缺、社会道德关怀缺失、主体现代化能力薄弱,他们在劳动中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社会保障权利贫乏,社会话语权缺失,体面劳动实现困难重重。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应加强对这一阶层的伦理关怀和价值认同,积极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营造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环境、提升他们的主体现代性素养。     

略论法律援助制度的困境与解决对策——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理论判断与宪政价值

对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健全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的理论前提与认识论基础.对农民工权利保障作出恰当的理论判断,首先要对农民工权利及其保障给予充分的认识;要确定重点保护的农民工权利的边界,让农民工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选举等诸多方面得到平等的待遇;还要结合农民工问题的特质,为制度建设准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任何群体的权利及其保障都体现着宪政价值,都是宪政价值在权利范畴中的展开.从理论上厘清农民工权利及其保障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宪政制度.当下要构建的农民工权利保障体系应该体现人权、平等、民主等宪政价值,使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不再被剥夺.     

慈善天地

近日，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在赣州市慈善会冠名设立100万元“南芳律师法律援助困难职工慈善基金”。旨在帮助弱势困难群体维护自身权益，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该项基金主要支付赣州慈善会、赣州市总工会、南芳律师事务所推荐受理的符合法援条件案件的办理费用。     

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均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有效进行,不利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试图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及内容两方面,提出一些见解,以期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所裨益。     

河南洛阳市：倾力构筑孤儿救助体系

近年来，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特困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但是，孤儿救助工作一直没有一个科学有效的机制。孤儿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处于生存、发展的困难境地，是最困难、最需要关爱的社会群体。据统计，全国孤儿总数为57．3万人，有20．2万名孤儿没有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占35．2％。     

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之"政府责任"的反思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是由中国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双轨制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影响等诸多原因造成的.然而当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产生了脱节,并且已经给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行将制定的<法律援助法>应该在界分国家与政府内涵的基础上,确立法律援助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     

完善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机制研究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是中国"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当然要求,也是农民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大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农民工由过去的劳工权利为主转向市民权利为主的权利融入,融入的重点必须从过去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主全面转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且以政治和文化权利为重。由此,依靠体制机制的完善和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来拆除阻碍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樊篱,并为促进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便利和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国必须加以有效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     

利益共享的政治学解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析利益共享,其内涵如下:社会共同利益的创造者是利益共享的主体,利益共享主体往往以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共同利益是利益共事的客体,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不能作为社会公众的共享对象;市场、政府和社会是利益共享的实施者,其中政府是主要实施者,制度和政策是其主要的实施手段;公正是利益共享的核心价值,公正地享有利益并不等于平均享有,而是建立在合理差异基础上的享有;协商是利益共享的实现方式,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在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基础上争取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民主是利益共享的制度保障,民主制度使各个社会利益主体获得了平等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和手段,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以上方面的综合作用是实现利益共享的必要条件.     

正义的实现次序——一个公民权利框架

正义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作为正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平等与自由却存在深刻的冲突,强调一方就会削弱另一方.如果将正义看作权利的价值基础,将权利作为正义的具体实现,进而确定不同权利之间的优先标准,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种冲突.公民权利的优先次序从高到低可分为:生命健康权利、人身政治权利、法律社会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四个序列,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公民权利的范围和实现程度不断扩大,因此任何社会和经济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