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古代士人的阶层想象及其悖论——基于"回煞"俗信的考察

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文彪百代 骨鲠千秋——方孝孺的散文理论与实践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人。方孝孺博学多才,工于文章,“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明史·本传》),“时当世文章,共推先生为第一”(《明儒学案》)。而其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尤为世人敬佩。明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兵入南京,篡取帝位,召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命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唯务折衷":《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的文化品格

本文提出并论证"唯务折衷"是<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独特的一种文化选择.其文论思想具有亦道亦儒亦佛又非道非儒非佛的趋于圆融的精神品格与人文内涵;其为学的观念、方法,体现了刘勰站在道儒佛之上俯瞰三学与古今的"弥纶群言"的精神气度、自创新格的努力以及兼顾两边又不落两边的执中.     

咏兰诗：诗人潜在审美需求的外化

美的实质就是“德” ,亦即理义 ,这种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士人对兰的欣赏。与兰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的是士人那敏感而柔韧的灵魂 ,无论是自况、比德 ,还是把兰当成象征物、代言人 ,多少都显示出士人在逆境中的狡黠与幽默。诗人之兰已非自然状态下的一叶一花 ,而是诗人经过提炼加工后艺术地再现 ,带有较强烈的主观成分 ,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汉代相和大曲对楚辞曲式的承续及新变

楚乐在汉代广为流行,汉乐的发展中亦体现出楚乐浸润的痕迹。汉相和大曲不仅艺术上承续了楚乐的风格,作品结构形式上亦同楚乐有着承续关系。相和大曲曲式上有艳、解、趋、乱。"艳"本指楚地乐舞,后渐渐演变为相和大曲曲前的抒情成分;"乱"是楚声旧有之曲式,为相和大曲所吸收,位置仍在曲后,有收束完结之意。"解"与"趋"则是相和大曲在楚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曲式因素。魏晋六朝之时,相和大曲受吴楚新声的影响而有了新的变化,清商大曲进而产生,其"首"或"曲"的音乐地位同相和大曲的"解"是相等的,而其曲前的"和"与"送",亦源于相和旧曲。楚乐、相和大曲与清商大曲间呈现明显的音乐文学结构上的历史承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屠隆三教思想及其在戏剧创作中的表现

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蔚为风气,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便是当时社会思潮对士人生活渗透的结果。屠隆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积极入世,罢官闲居以后潜心佛道,过着参禅修仙的生活,但在其调和三教的论述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的儒学为“嘉谷”、佛道为“甘浆”的哲学思想在晚年的三部戏剧中有着透彻的体现。解读其戏剧作品和大量的佛道诗文,不难看出其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及晚年的创作心态。     

苏轼论士君子人格及其履践

苏轼论士君子人格,以道事君,以气为主,刚正静定,真诚仁厚,坚忍不拔,出处裕如,尤推崇一种道德政事文章而至于"全"的人格典范,并以其毕生精力躬亲履践,成为宋代士人与后世文化人推崇和仿效的人格范式.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

明万历朝中后期,官员多言"乞休",甚或"杜门"、"挂冠"径去,成为万历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因素主要在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士大夫群体内部过度张力引发的非理性内耗等."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乞休"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脉动形式,展现了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元结与皎然：中唐诗歌复兴的南北先导

元结与皎然：中唐诗歌复兴的南北先导梅新林元结与皎然，一生活在北方文化圈，一生活于南方文化圈；一于安史之乱前夕进士及第，一于安史之乱期间遁入空门；一为人世之懦生，＿为出世之诗僧；一以承续文学道统自居，一以出人佛道形成自己诗学体系，无论在处世行藏还是文学...     

六朝山水画理论与"形似"文风之关联

"形似"是六朝文学领域一个醒目的命题,但后人对它的意义和价值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形似"代表着六朝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体现在山水诗中,亦体现在山水画的创作与理论中.将山水画与山水诗相关理论对比研究发现:六朝士人一方面把"神韵"作为山水审美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却要借助形象描摹来完成神韵的传达.这种"形"与"神"的关系最终发展为中国古代"形神兼备"的观念,而存在于六朝画风与文风中的"形似"则是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汉末士人择主心态试析

择主而仕成为汉末多数士人的心态.汉末政治形势的变化、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等因素是汉末士人择主心态出现的背景.士人的择主心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一为躲避祸害.士人择主而仕的心态对士人本身和君主以及汉末三国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空有相资真俗并用——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佛学思想述论

释迦文佛于灵山会上拈花微笑、开辟禅门,付嘱摩诃迦叶.复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和有力檀那金汤正法,既以此勉励国王大臣及有力檀那本人融通大道、勤修十善、共正人心,而不致于善根退失、福尽沦坠;亦为令正法久住、绵绵流布,而致邪僻不兴、昏嚣难张.嗣后数千年,凡有佛法流布之域,均不乏明君贤臣和笃信檀越递相钦奉,各各发心,摧邪显正,卫法辅教,利益众生.佛教东流以降,广缉经像、大启伽蓝、崇向拥树、倾心外护、启人敬信、不忘付嘱之辅教者(包括历代帝王公侯),更是不可胜计;致使沙门释子,得以继世传持、流通慧命、济拔苍生、仰助国风.有明一代,士大夫多焚膏继晷、奔竞虚名;仕路成名后,复被功名汩虑、遭富贵荡心;势望虽炙手可热,内心却皇皇汲汲、自甘流浪.不过,灼见聪明不能敌业、富贵难免轮回之理,进而改往修来、迁善远罪、自歇狂情、导民善世者,亦不在少数."开国文臣之首"宋濂,首宗儒典,探义理之精奥;次慕真乘,荡名相之粗迹;复藉禅定内观,胜净明心,脱卑浊而极高明,终致学贯儒佛,于世出世间法周流无滞.进而密资难报之恩,襄助无为之化.被征金陵后,力劝朱元璋不可嗜杀;后以儒英禅擘身份承事左右常备顾问,数数称述帝王之道,以佛陀教法幽赞王纲,对朱元璋影响至深.于制作裁定有明一代礼乐典制过程中,又力主匡世道在正人心人心正,则群情一、众志定;群情一、众志定,然后可言太平之治.而欲正人心,则必以"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为上上策.面对以孟子拒杨墨自比,放纵无明业识、造端倡始、摇唇鼓舌、聋瞽学者背觉合尘、专以斥佛为能之辈,宋濂往往劲正论议,诚实引证,详备铺陈,释疑摧谤,重揭义天,直开正信.     

士人成为中国古代舆情主体的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舆情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士人主体,连结天、君、民之间的士人发挥着整合民意、参政议政的主体角色。形成这一独特政治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士人阶层的兴起、士人来源于民的天然联系,还有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以及谏诤与科举制度为士人参政提供的制度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