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上向流动初探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 2 1世纪的头 2 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阶层水平。”在对中等收入阶层吸收低收入阶层的流动空间以及流动机会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对于吸收低收入阶层存在着很大的空间 ,但低收入阶层自身的流动能力不足 ,并且由于某些不合理的体制减少了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的流动机会。为此 ,本文对增强低收入阶层的流动能力和扩大流动空间、提供流动机会等 ,提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     

收入分配公平性分布曲线研究

收入分配公平性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如何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度量与描述我国收入分配公平性状况,对我国社会分配格局的改善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借鉴统计分布理论,采用收入分配函数曲线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公平性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低收入阶层占多数、中等收入阶层缺损断裂、高收入者孤立突兀存在的结论,并针对研究结论给出相关建议.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约束效应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疲软已经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一大障碍,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对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对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因收入差异而呈现消费分层的特点:高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其边际储蓄倾向较高;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由于受收入约束,消费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基本生活;中等收入群体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主体,其消费能力可能已经超过农村总体平均消费水平。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购买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各不同,农村购买力向高收入阶层集中,低收入阶层不仅购买力不足而且严重拖后了农村整体消费能力。     

中国住房保障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三元到四维"的视角

住房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有利于推动住房市场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目前,我国住房保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以租为主"的住房保障政策是可取之道."三元到四维"的住房保障体系要求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将公共租赁房与廉租房作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主要方式,将限价房作为满足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主要手段,将住房公积金和住房信贷等方式作为实现高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主要措施,藉此以满足不同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

较大的收入流动性能够促进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学者们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居民高收入阶层的流动性低于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要高于城市;从各阶层的结构变动上看,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较大。其次,教育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变化的推动力量。年龄、性别、地理位置以及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是影响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变量。最后,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使得居民的长期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然而,相对于国外对收入流动性的深入研究,中国对于收入流动性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经济危机下的低收入阶层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的"三架马车"中,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低的.面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内需,其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被列为重要举措之一.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对于中国高、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     

论当代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要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在数量上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在质量方面要求中等收入阶层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获取社会资源。中等收入阶层的发育与壮大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的营造,本质上归于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城市化;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以市场分配为主、以政府调控再分配为辅的分配机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努力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     

利息税的增收效应及完善措施

经全国人大九届十一次会议通过,我国将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是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综合性措施中的重要举措之一。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储蓄投资的具体状况,利息征税可谓一举多得。第一是刺激消费。我国目前的高收入阶层,依据恩格尔定律的判断,消费倾向出现递减;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即时消费受到克制;低收入阶层则因可支配收入增辐回落,消费需求落后于消费欲望。开征利息税将刺激高收入者化储蓄为最终消费,并促使消费升级,从而带动相关产品和产业的更新换代,为新的消费领域创…     

教育错配与薪资效应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矫正劳动者教育错配，合理配置人力资本资源，提升人力资本产出效率，有利于我国经济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实现可持续增长。本文筛选了CFPS2016中成人和家庭的数据，将劳动者分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及高收入群体，并对不同收入群体教育错配和薪资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都存在着教育不足和过度教育现象，且不同收入群体间所表现出的教育错配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不足多发生于低收入群体，过度教育多发生于高收入群体。从薪资效应来看，教育不足在低收入群体中产生薪资溢价，而在中等收入群体里带来薪资惩罚。过度教育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带来薪资溢价，在高收入群体中，虽呈现溢价状态，但较工作适配者而言仍需承担一定的薪酬损失。     

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可持续消费的理性思考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进行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目前我国数量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基础;同时实现可持续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我们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消费观念、加强消费立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走可持续消费之路。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农户经营性收入——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信贷规模显著扩大、信贷效率显著提高、金融服务范围持续扩大,但是农村信用社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基于江苏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是否从农村信用社贷款,仅对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是否从商业银行贷款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两种贷款方式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均没有显著影响。低收入农户收入低、承担风险能力弱、缺乏抵押品,无法弥补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时的高信息甄别成本,难以获得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导致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中高收入农户手中,扩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低收入农户倾斜,确保低收入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可持续性,减少福利分配的差异,从而促进整个农户群体的帕累托改进。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一种分析框架

收入差距过大会强化低收入群体的储蓄行为,使他们的消费倾向降低,同时低收入群体的行为、预期和情绪会对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带来不良的影响,使中等收入群体的危机感增强,并降低其消费倾向;另外,中、低收入者的不满情绪会使得许多高收入者有"隐富"行为,从而也影响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     

走向共享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与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以广东为例

运用官方相关统计数据,多维度地分析广东社会阶层结构现状。研究发现,广东中等收入群体呈逐步壮大趋势,现代化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从收入分层角度看,低收入群体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呈上升趋势;从职业分层角度看,出现"非农化"和"白领化"趋势,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逐步减少,蓝领阶层持续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持续上升;从教育分层角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逐步减少,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逐步增加。但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速度太慢,体力劳动者比例仍然很大,人口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

本文论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巨大冲击，观念、角色与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提出了三个观点：（１）政治文化启动论。中国是一个文化导向型社会，文化分化十分清楚。社会转型要靠政治文化的变迁来启动。真理标准、包产到户、少数人先富、市场经济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四个突破口。（２）身份变换加速论。户籍、劳动制度等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以及农民、工人与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与社会身份的固定化。农村工业化、私有经济、商业文化是人们转换角色与身份的三个加速器，使中国从轻商社会走向重商社会。（３）社会结构倾斜论。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向市民利益倾斜的结构，保持这种结构必然会积累不安定因素。当前，我国的收入多元结构向高收入者阶层倾斜，获得高收入的途径向非劳动倾斜。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而低收入者阶层与高收入者阶层则均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只有扩大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及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是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本文着重分析在大额刚性支出存在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过大是如何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结论是 ,收入差距过大会强化低收入群体的储蓄行为 ,使他们的消费倾向降低 ,同时扩大低收入群体 ,这使得该群体的行为、预期和情绪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加大。其次 ,中等收入群体的危机感增强 ,消费倾向降低。最后 ,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对高收入群体有“示范”作用 ,同时 ,中、低收入者的不满情绪会使得许多高收入者有“隐富”行为 ,从而使得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降低。对此应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对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蔬菜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1995-2010年为考察期

蔬菜是我国居民最重要的副食品之一,作为蔬菜净消费者的城镇居民,蔬菜价格波动影响其福利水平变动。本文借鉴Minot和Goletti提出的农作物价格变动短期和长期的福利效应模型,对我国蔬菜价格变动引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蔬菜价格变动与城镇居民长期福利变动呈负相关关系;并且低收入组受蔬菜价格变化的影响相对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更大。因此稳定蔬菜价格,对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损失至关重要。     

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的萌动和疏离——五大城市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调查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和非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参与上,已经出现分化,笔者通过电话问卷和实地访谈,对这个变化进行了描述,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参与态度、政治参与行为的诸多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变化,但是同时参与率不高、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冷漠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在数据、资料分析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完善现行政治体制,鼓励政治参与、发展电子民主,增强政治沟通和培养政治人等建议。     

阶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以南京为个案的社会学研究

如何走出住房消费混乱失范的困境,构建一个和谐合理的住房消费新秩序?这个问题既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住房消费的困境的根源在于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失衡与脱节.走出住房消费的困境关键在于衔接好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保证每个阶层都能拥有与之相应的住房消费产品.本文提出了低收入阶层"居者安其屋"、中等收入阶层"居者有其屋"以及高收入阶层"居者优其屋"构想,试图构建一个阶层化的住房梯度消费新秩序,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成员的需求.     

启动上海中等收入阶层消费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局面 ,首先要解决如何扩大内需市场。近几年来 ,我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及社会收入分配调控手段 ,支持国内投资消费和市场消费 ,但社会最终需求增长缓慢 ,引致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尚不明显。如何启动上海的消费 ,拉动上海的经济增长 ,必须采取投石激浪的方式 ,率先拉动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 ,取得扩散效应 ,才能尽快地达到预期的目标。一、上海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潜力分析　　 1 上海中等收入阶层划分及基本状况我们所要表述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其收入处于社会中等水平、且其实际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