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难民问题及其消极影响

欧洲难民问题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难民的主体是来自东欧国家、非洲、中亚等地区的难民。欧洲难民问题对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非传统安全、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欧洲与中国:非法移民及其社会控制政策之比较

非法移民主要表现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与难民有着紧密的联系.欧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国家和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控制非法移民的管理方式主要表现为外部边境阻止和内部控制管理两种方式.在欧洲,形成了控制非法移民的三种社会政策模式:宽容的英国政策模式、拒斥的德国政策模式和合法化的南欧政策模式.中国已成为国际移民新的迁入目标国,非法移民问题同样已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外国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需要从法律法规和机构建设两个层面上,借鉴欧洲国家控制非法移民的社会政策的成功经验.     

20世纪50年代美国难民政策论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难民。为了满足冷战需求,诋毁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显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量接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成为美国在这一时期的首要选择。从1948年第一部难民法的出台,到20世纪5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难民法案,无不建立在美国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由此不难看出,难民政策与美国的对外强权战略一致并为其服务的。     

南京国民政府对赣闽边区战争难民的救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成为国共激烈争战的战场,涌现出大量难民.针对不同性质的难民,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急赈、冬赈、设立收容所等消极赈济,工赈、农赈等积极赈济,以及“免政”等不同方式或政策分别加以救济.其明显特点和作用有:国共争战难民救济的需要催生了地方现代的社会救济事业;战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救急;难民救济工作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多种救济举措的施行,毕竟给部分难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不仅保证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而且为全体难民支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这为战时社会的延续和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难民危机与治理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发生了严重的难民危机,其难民不仅数量大、分布广,而且疏散时间非常集中。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为解决难民危机采取了诸多颇有成效的措施,为难民提供了基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然而,受战时俄国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影响,难民安置和救助工作面临种种困境。尤其是战争后期,资金短缺问题越来越棘手,多地发生了难民暴乱。为缓解财政压力,筹集更多的救助资金,各类慈善组织积极地为难民开展募捐活动,政府则积极动员难民参加劳动,但最终也未能帮助俄国政府彻底解决难民安置资金不足问题。     

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

本文主要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问题进行探讨,分析陕甘宁边区移难民产生的原因。边区大量移民难民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战争、灾荒和人民身上所担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和抽抓壮丁所造成的。无论是沦陷区、国统区,还是边区人民,与和平时期相比,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负担加重的问题,这些都成为边区移难民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十年代香港的难民小说

1949年后,在美元文化的引导下,难民文学主要成为了反共的"绿背文学"。描写难民经验的反共小说,有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林适存的《鸵岛》、张一帆《春到调景岭》等。更早一点逃到香港难民营的台湾作家邱永汉,却在小说《香港》中表明台湾并非反共小说所憧憬的"自由世界",显现出国民党外来政权与台湾本土派矛盾的另一个维度。独力与反共小说相抗衡的左派难民小说,最有名的是洛风的《某公馆散记》。曹聚仁的小说《酒店》,却表现出一种政治中立的人文主义眼光。最后,本文还会提到英国作家马森的《苏丝黄的世界》(Mason,The world of Suzie Wong),这同样是一部描写20世纪50年代香港难民的小说,这部小说在左右政治叙事之外,增加了东西之间的文化维度,更加突出了小说和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     

伦理视域下的难民准入问题

难民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道德问题。任何共同体国家都有边界,道德义务是否局限于共同体边界,是处理难民问题的关键。在局限于国家边界道德意义基础上,发达国家应履行对难民的特殊义务,约束条件是仅对其有边际影响。在超越国家边界道德意义基础上,通过兼顾发达国家人民的道德感受,设计一个比罗尔斯式的原初状态弱的道德出发点,可以证明发达国家有对难民的普遍义务。对难民准入的道德推理,须在理性判断与道德直觉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     

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缘起、过程及解决

从1975年开始,进入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逐年增多,对香港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港英当局根据难民结构、自身情况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其越南难民和船民政策。难民遣返问题是处理越南难民问题的关键环节,香港和越南政府围绕争议进行了积极协商和合作,使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通过实施＂扩大本地收容计划＂允许难民和船民申请居港权,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难民政策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主导了美国的难民政策。美国难民政策批评家认为,美国政府更支持共产主义国家或其他与美国有分歧的国家的逃难者。1980年的难民法是为了将其过程去政治化,但80年代末期关于苏联逃亡者的争端表明,该立法一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总统与国会借助各种特权大量接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充分显示了美国难民政策的政治性和不公平性。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

抗战时期,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在疏散安置难民、长沙大火灾后救济、流亡学生救助、为难民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训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活动表现出战时难民救济的新特征,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抗战事业。     

欧洲难民危机与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困境

欧洲难民危机给欧洲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多数欧洲国家缺乏团结一致的信念与欧盟难民庇护机制存在的漏洞说明了欧洲一体化面临困境的原因。难民危机中,面对英国退欧,欧洲一体化进程需谨慎对待欧盟与成员国间权力让渡与欧盟机制完善的关系。     

环境难民还是环境移民本——国内外环境移民称谓和定义研究综述

由人类行为导致的全球变暖将带来一些突然的或不可逆转的影响,其中包括由于干旱、洪涝、荒漠化以及海平面上升而出现的环境移民,这种由环境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现象正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然而,有关环境引发移民的许多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尤其在有关称谓和定义方面.本文根据相关文献,结合我国环境移民实践,就中外环境移民的称谓、定义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文章认为在研究环境与人口迁移问题时,应采用"环境移民"作为专业术语,弃用"环境难民"一词,同时应进一步细分"环境移民"的类别,同时注意区分"环境移民"、"生态移民"、"灾害移民"和"工程移民".     

底层表达如何可能——关于“上海寄柩所风波”的思考

基于对档案资料和报刊文献的挖掘、整理,再现了1947-1949年发生在上海的难民集体冲击寄柩所等同乡会寄存尸棺场所的"寄柩所风波"。难民以"义民"的名义,对抗市政府和同乡会领袖等地方精英的迫迁要求,并组织起来维护寄柩所内的生活秩序,顽强地表达了自身的存在。在此过程中,市政府与地方精英实际扮演着与难民"合谋"的角色,从而使得该风波持续到市政府垮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合谋,正是底层得以发出声音的机会。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难民救济比较研究--以河北省为个案

难民是弱势群体.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难民众多.以河北省为个案,通过对大量的档案和报刊等资料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国共两党政权难民救济存在的差异性.研究这一时期的难民救济,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也可为今天的救灾救济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一个批判性审视

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危险,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正视数字技术的隐忧。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观察数字技术阴暗面的整体性视角,在此视角下,破解数字难民的困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权利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可能,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终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技术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破除对数字化的迷思,还原其工具理性的本色,警惕其对价值理性的潜在威胁。在对公众数字权利加以保护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于难民安置的态度及措施之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面对由日本侵华所带来的严重的难民问题，国共两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分别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难民进行救济和安置，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影响了其难民安置措施的实施效果。中国共产党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依靠人民群众将难民转化为抗战力量。     

论难民危机与国际社会

本文试从“政治·经济与难民”这一视角探讨当今世界难民危机的现状以及产生的根源。由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裂变，经济改革失败而带来的新型跨国难民群的大规模迁徙，导致了整个国际社会的环境恶化，冲突增加，内乱频频，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为使世界和平免受挑战和威胁，本文提出以下建设性建议：1．对全球居民进行文明环境的教育；2．发展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3．注意环境影响及其相互关系；4．排除世界发展道路上的“瓶颈”障碍。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 ,考察了前苏联在 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联体 (CIS)移民模式的变化 ,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本文内容不仅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 ,而且包括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本文特别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难民和流民的被迫迁移、劳工移民流、非常规移民 ,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     

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

对占领地百姓进行登记并发放"良民证",是日军常用的统治手段。日据南京后也进行了难民登记。在日方战时宣传和战后"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中,这被当作日军迅速恢复南京安全和秩序的象征。然而,通过梳理中、日及第三方亲历者的文献,可以发现难民登记初期是经过伪装的清剿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西方外交官回到南京之际,日军悄然改变难民登记流程,恢复其"常态"。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日军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残暴只是手段,辨析伪装下的组织化暴行,或可为揭示日本战争意图提供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