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结构主义遭遇了怎样的德里达

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承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形成完整系统的结构模式,成为一时的显学.但不久即在内部出现像罗兰·巴特和德里达这样的解构理论家,特别是德里达,抓住了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在以无意义的各部分重建客体并由人制造意义的破绽,以结构主义重建的客体无始源意义为突破点,展开对形而上学一切领域对立模式的颠覆活动,进而一概否定文本的固有意义,建构了以挑战传统权威、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能事的解构主义.但德里达解构二元对立只不过是颠倒对立结构项中的主次地位,并不能真正消除矛盾关系,原本的二元关系仍然存在.所以德里达所反对的二元分立,不论在实际关系中还是在他的思维中皆仍如其旧.     

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狂欢中的另类理性:中国恶搞文化的话语批判

恶搞,作为一种另类的话语实践,在创设的虚拟话语世界中通过话语混杂张扬了一种狂欢式的另类理性.在技术时代的娱乐性基础上,恶槁文化还彰显着草根性、宣泄性、解构性、对话性、二元性等多重话语质性;同时,恶搞话语在认真的荒诞中所隐蕴的喜剧思维和批判精神敷陈了其去伪存真后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的存在主义价值,但恶搞话语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多元因素的影响也深深打上了流行文化和机会主义的烙印.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及其解答

由西方理性主义所催生的现代管理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之时面临着一场困境。＂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再以更新理论、＂创造＂人性等手段来满足时代之需。这一困境是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理性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管理困境的本质其实是管理理性的困境。究其根源,是工具理性的单一主体性导致了管理主体的权威独尊和话语霸权,进而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对立。对此,我们提出以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主要内容来建构新的管理理性,使主体性管理转向主体际管理,以此作为对现代管理理性困境的解答方案。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对于“解构”的思考——“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之一

解构思维是对形而上学这东西方思想史中具有过的中心论与权威论及其所必然带来的二元对抗斗争心态的批判 ,是人类 2 0世纪末的一次重要思维总结。它所引起的女权主义思潮 ,对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表达等等 ,都是和它的无中心、反权威理论的启发有关 ,受其影响波及的学科有文学批评、语言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等 ,面相当广。中国学者对解构思维完全可以有带有中国自己文化背景色彩的阐释 ,这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后 2 0世纪学术的必然共识。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理论思潮只是基于相似的文化解构景象之上的一种话语选择 ,是基于中国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化多元、中心播散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的表征上的“历史的巧合”的精神接纳 ,由于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歧异 ,不同文明的精神生长历程有别 ,使得两者所解构的对象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属性 ,解构的结果也迥然不同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论德里达对欧洲理性中心主义传统的解构

德里达认为欧洲柏拉图以还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是一种设定真理在语言之先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颠覆这一传统的一个关键步骤,乃是致力于对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的解构。本文力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德里达上述理论的内容及实质来作介绍和分析,并揭示解构不仅是一个哲学和批评术语,更难分难解地牵涉到意义构架、思想模式,以及价值、权威确立等等的最终可能性。     

渗透与超越:从战争意识角度理解胡风话语

在20世纪的30、40年代,现实战争的境域是胡风话语的生长境域,战争的日常化和私人化,使得战争成为胡风话语的逻辑起点;同时也使得胡风话语渗透着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方式,表现为“我们”体主语和战争术语相结合的话语特征;而胡风以“人民”为中心的战争启蒙观使得胡风话语超越了二元对抗的战争思维。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中国艺术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讨论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框架,是21世纪中国艺术美学创新的基本问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上,我国出现了后二元对立和前二元对立两种超越模式,后一种超越模式主要源于海德格尔终极构成的境域论思路。按照这种划分,我国学者过去讨论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天人合一基本思路仍然属于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加以整合的后二元对立框架,尚未达到在二元对立发生之先敞开的前二元对立的境域论高度。其实,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探讨的恰恰可能是前二元对立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的前二元对立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基本思想具有会通之处,这种会通探索拉开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当代转换的深层帷幕。     

米歇尔·福柯“话语分析”方法对主体理性主义的解构

“话语分析”是福柯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对话语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福柯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之中,分析知识与真理在权力话语中的建构过程。具体来说,福柯以话语实践的知识谱系建构来解构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压制,并在知识谱系建构中解构主体叙事结构。福柯的主体理性主义解构在消解主体—客体二元对立、重构人的完整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此同时,福柯的话语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他虽然反对宏大叙事所追求的永恒规律,却在论述权力关系结构对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也承认其叙事结构中的规律,这恰恰是福柯思想中的矛盾之处。     

时空二元对立与区域文化视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种以空间观为立论基点的批评范型,其指归在于对80年代的线性文学史叙事予以质疑和批驳。相互冲突的这两种文学史观虽然理论资源、价值立场都大相径庭,但是却具有相同的思维特性,即均从时/空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阐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学术转向的这一关节点,研究者须从当下的主导性文化语境中超拔出来,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寻求开启崭新研究路向的契机。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思想文化最高理念的性质即非实体性所决定的。与西方由其实体性最高理念所决定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不同,"象思维"不像西方那样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现成的思维模式,而是整体直观、非对象性、非现成的。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但其异化形态如唯科学主义等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象思维"是比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更加基础和本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发创生性"和保持动态整体平衡的特性。"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有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失偏颇的态度。同时,对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也引起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对立思维。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主体性”

后现代哲学通过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关系的反思和批判 ,颠覆了现代主体性 ,并对现代主体性的相关因素 ,即主客二元对立、理性中心主义、线性进步观在哲学层面上进行了彻底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在现代性的“废墟”上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理念 ,认为后现代主体应体现构成性、有机性、创造性等特点     

论德里达的结构观

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充分展示了他的结构观和解构策略,这是其解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奠基之作,它的影响渗透在各国人文科学领域中。演讲通过对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的批判,表明了德里达对结构和解构的基本立场:拆解固定中心的旧结构,用解构的策略将旧结构转换为差异游戏的新结构。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是从内部拆解传统,它包括:一是反对意义僵化,借用旧概念的同时以双重表示、旧词新用等方式来进行概念重组;二是运用增补逻辑开发边缘因素的地位,模糊二元概念中的对立倾向,用游戏精神彻底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和重构新结构。     

《大地》中“土地”象征的二元对立解读

赛珍珠的《大地》描写了以王龙一家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奋斗一生而发家致富的兴衰史。在小说中,"土地"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如果把这些象征意义进一步解构,就可以得到一组组二元对立的结构,生和死、安定和漂泊、贫和富、兴和衰、高尚和低下、美和丑、善和恶、人和神(鬼)。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些二元对立项在不断交替转换重复,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生命就在这个循环中延续下去。因此,"土地"的多重意义不仅具有二元对立的结构,更因为二元对立的交替而产生了循环的结构,这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弥补。     

超越二元对立创建辩证和谐

“主客二分”不等于二元对立,也不能因为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而将之说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也认识到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谐统一。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创造了彻底解决和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又开创了辩证和谐发展的大时代。     

《新青年》:新文化元典精神与五四新文学审美方式

本文分别从思维方式,价值形态,话语特征等层面论述《新青年》的新文化元典精神。文章认为: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启蒙思想,人的发现的价值形态,开放语态以及矫枉过正策略的话语特征,构成《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元典的基本精神。文章进而分析了新文化元典精神对五四文学现代审美方式的影响。文章最后强调:《新青年》不是单一封闭式的、静态书斋型的纯学术理论,因此,当今学界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后世学理概念和学术体式的范畴理路去“匡正”或“反思”,甚至“解构”《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元典的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