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与江西学派的融通与差异

湖湘学派与江西学派在学派渊源和学术思想上有密切联系和较为复杂的关系。他们的学术观点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相通互融的,如道不离物,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性无善恶。在修养工夫方面,湖湘学派的“察识此心而后操存”与心学派“先立乎其大者”,都属于同一种致思方向。但二者又有差别,湖湘学派既有心学的倾向,又注重理的外在客观性,在重视体认本心的同时,也强调向外的格物穷理。     

论如何增强领导者的权威

不同的人对于权威的理解不同。我国古代便产生了职务权力和个人权力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仁治”,主张“为政在人”,即依靠个人权力实现统治;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则提倡法治,主张依靠职务权力治国;西蒙在《管理行为》中这样叙述权威:“本书中采用的权威定义,在本质上是     

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

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是社会权威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权威力量,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同时,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制度权威和社会权威对立统一的基础在于现实社会的物质关系。社会权威关系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制度权威日益成为社会权威主导形式的历史趋势。     

孔孟荀“天命观”认识发展刍议

孔子、孟子和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继承者，他们的学说在很多方面有着一衣带水的亲缘关系。在对“天命观”的看法上，三人作为儒家学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显示着不同的时代性，不同的认识性。     

从出土《五行》版本差异看子思著作与道家的关系——兼论先秦儒家学派争鸣初始阶段的特点

由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版《五行》及郭店楚简版《五行》的差异,可以判定子思的思想与道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由于各学派间的分化和对立,后世儒家学者对前辈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但与后世各家学派之间有目的、有计划的激烈斗争不同,儒家学派的初始成员对其他学说还是持一种包容和学习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误会,可归结为遭遇性的误会.而随着世新俗异、学派纷起,儒家被迫参与到各派的争鸣之中,并注意维护自身学说的权威性和强调自我继承的正统性.     

伯林特与卡尔松环境审美模式的内在特质及其论争

审美模式在西方环境美学发展中被高度重视,特别是阿诺德·伯林特的“参与模式”与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模式”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关注。“参与模式”强调环境审美的身体化、审美感知与日常感知的交融以及家园感的营构,“科学认知模式”强调严肃审美、环境审美的伦理指向以及环境的结构功能性,两种模式的突出争议体现在介入与分离、一元化与二元化,两者的差异为环境美学提供了不同视角下的发展路径,从而推动了环境美学理论的多样性发展。     

论卢梭与柏克的代表制之争

卢梭与柏克围绕代表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发生过一场“指令与独立之争”。卢梭的政治参与强调全体公民的定期集会和沉默的投票,以便维护主权权威,由此他拒斥代表制;柏克则主张代表是主权性权力的归属,进而将政治参与理解为公民的政治性而非物理性的在场。在柏克的方案中,指令型代理人负责广泛地收集民意,独立型托管人通过理性协商,保障国家利益的统一。重新审视柏克和卢梭的代表制之争,有助于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困境所在。     

墨子认识论发微

墨家是小生产者集团利益的代表。它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学派自身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注重自己小集团的力量,务求从实和自强自富,这是小生产者的劳动性的表现;一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往往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给虚幻的“天”、“鬼”来主宰,这是小生产者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特点反映在认识方法上,就形成了墨子的二元性的认识论,即这种认识既非原始、朴素的经验论又非彻底、理性的经验论。墨翟自己运用其“三表法”既否定了“命”的存在同时又肯定了“鬼”的存在,就是这种认识论的有力证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将小生产者的社会性直接转化为认识方法的中介则是墨子的“兼爱”的思想主张,因为“兼爱”本身已融有个体性和超个体性的双重规定了。     

试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道"的内涵层次

“道”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之间 ,其具体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 ,因此 ,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 ,它的内涵层次最为繁复多样。本文尝试性地梳理出“道”作为一种审美理想、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及其认识论内涵三个层次 ,以期彰显“道”之全貌 ,昭示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     

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

实在主义学派是美国经济人类学界的一个重要流派 ,它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与“形式主义学派”之间的学术辩论声浪中崛起。乔治·多尔顿是现代实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运用实在主义理论方法在经济人类学领域中作了广泛的探索 ,试图建立起一种极为重视发展研究的、广义的实在主义学说体系。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另类小说遭遇尴尬——重读《金翼》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展示其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如何撰写民族志引发了当今人类学界的热烈讨论，但无论如何撰写，都应该以不损害民族志的真实性为前提。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民族志文本撰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林先生在追求内容真实性与小说化的叙事过程中，已经使该著作游离于小说与民族志之外，成为一种处于文学创作与人类学研究之外的第三种存在。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也会有“个人”也会有“艺术”——就“报道摄影中的个人身份和位置”与刘树勇先生商榷

刘树勇先生认为报道摄影“最本质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真实地呈现对象”，因此，报道摄影中“没有个人”，也“没有艺术”。然而，报道摄影的“呈现”要以影像对客观时象的“观看”和“言说”为基础，所以，从理论上或报道摄影的实践上来看，我们都不能否认它具有“个人”和“艺术”的成分，既要反对将报道摄影个人化、艺术化，又不能因此陷入客观主义。     

宋代画评中的艺术伦理思想及其生命蕴涵

宋代画评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画评家倡导的“胸中士气”和“心胸的涵养”是艺术心胸的成就,强调的是个体人格的建构,体现了自我生命的确认;立品和载道则是基于作品展开,在作品与创作者及天地宇宙关联中生发作品的价值意义;而“大其心”“观生意”“尽物性”“比德”等品评思想彰显的是天地之大德,凸显了宋代艺术伦理的大生命视域。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解补证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名句。传统认为,“臭”字是腐败难闻的意思,上下两句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当时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代学人另辟新解,因“臭”字本是多音多义字,根据诗歌的写实性,认为此处读音是xiù,指气味,在此诗句中特指香味。学术界从语言学层面已有深入辨析,否定了新解,其说可从。杜甫经历了极度贫困的生活,建立了独特的社会观察视角,形成了自觉的民本情怀,关怀民生疾苦,关心贫富分化,其诗歌叙事很重要的特点是推己及人,融个体经历与社会观察、感受于一体。从文学表达的自身规律角度看,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真实,杜甫其实是通过艺术典型化,综合表现了自己既往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取得艺术真实的效果。因此,将“朱门酒肉臭”之“臭”字理解为腐败难闻的意思,更符合他的思想与思维习惯。     

伯恩斯坦语言社会学思想渊源及其理论意义研究

文章通过对伯恩斯坦学术思想渊源的梳理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语义观和社会符号学为伯恩斯坦早期的语言语码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语言学框架,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和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开启了语言研究的“文化转向”,米德、涂尔干等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融入则把“语码”推演至教育话语的高度。这种跨学科的语言研究是20世纪社会学的“语言转向”的必然结果,为语言/话语研究搭建了一个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沟通的桥梁,也为探究语言、心理、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域。      

评《典型的美国人》中“鸡尾酒”同化模式

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描写了华人拉尔夫一家移民美国，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同化，最后成为“典型的美国人”的故事。《典型的美国人》的同化模式就像一杯由“烈性”的美国文化和“调味”的中国文化调制而成的马提尼鸡尾酒，散发出独特的味道。     

论否定主义文学批评尺度的局限性——同吴炫先生商榷

吴炫的否定主义文学批评尺度要求作品的个别性达到世界观的个别性层面,以“独象”来传达作家对世界的“个体化理解”。该尺度的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启迪性价值,但它在认识论、操作性、实效性方面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