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討論中的几个問題——与杨宽、束世澂两同志商榷

最近讀了《学术月刊》一九六○年第九期楊宽和束世澂两位同志討論西周社会形态問題的文章,我觉得有几个个別問題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想在此提出来和两位同志商榷一下。 (一)“人鬲”、“訊”和“臣”是否即是奴隶? 楊寬同志在“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首先根据他的看法肯定了西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他所以有这看法的根据,是西周时代奴隶数量相当大。奴隶数量大了,是否就可构成奴隶占有制社会,已是个还可商榷的問题,这且不说它。楊同志所认为数量相当大的奴隶,照     

从“生產关系适合生產力的規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兼答何高济先生对于中国古史分期問题的討論

(一)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的焦点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到了現在,已進入高潮。如所週知:这个問題的主張,主要分为三派:1.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說,2.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說,3.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晉說,三派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互相辯駁,各不相下,寫下的論文可能已在百万字以上,旁观的人看得眼花撩乱,很难抓住論爭的中心問題或讨論的焦点所在。我們認为:要評論一个学術問題的討論,指出各方的得失,肯定其是非,就必須先弄清楚討論的中心問題或焦点所在。否則,就决难有公平的論断。然則中國古史分期问题討論的焦点,究竟在那里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孔子学术討論中的几个問题——在山东历史学会、山东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孔子学术討論会上的发言摘要

这次孔子学术討論会,集全国各地的老年、青年史学、哲学工作者于一堂,大家都心情舒暢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見和进行了“爭鳴”,对我国史学哲学工作研究的开展,是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作用的。对我个人說来,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相信同志們会有同感。在大家的发言和論文中,涉及的問題面很寬,我現在仅就其中比較重要的几个問題,簡略地发表一点个人的极不成熟的意見。关子孔子思想的阶级性問題如同研究其他阶級社会的历史人物和其思想一样,我們在研究孔子思想时,既不能借古喻今,也不能以今释古。以馬克     

談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的“兩条路綫論者”

讀了“‘山大’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会發言稿”中張維華先生的發言稿后,我觉得他的發言很有道理,对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他既不同意西周派又不同意战國派和魏晉派,而提出了一个新的論点,指出了从战國之初到三國魏晉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由奴隸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这一个过渡时期中有着兩条紅綫貫串着。一条是封建制以產生、發展的形态出现,一条是奴隸制以上升到衰落的形态出現。照張先生的論点,封建制的逐步形成是开始于战国之初,好象和战國派說法相同,其实并不,因为: “他們否認了或说是忽視了战國、秦及西汉前期奴隸制还在向前發展的那种征象。”不同意魏晉时代开始封建社会,其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论区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标志

一本問题提出的必要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爭論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能得出結論,这里面是确有些症结問題,糾纏不清,难于解决。例如,有人根据斯大林所說,在奴隸制度下,奴隸是奴隸主所能当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而秦漠則“殺奴婢皆当告官”,顯然这时的奴隸主已無权自由处死他的奴婢,因而他推断汉代不是奴隸社会。这一推断是不大妥当的,我們知道,即在典型奴隸制國家如雅典共和國,在法律上并沒有准許奴隸主可以任意殺戮奴隸的条     

讀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的体会——兼評童書業先生的对“生產关系一定要适合生產力性質的规律”的認識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号的“歷史研究”上讀到了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的“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使我深深地对苏联專家同志的学識的淵博与态度的謙虛產生了很大的敬意。这篇文章对我們全國研究古代史分期問题的同志們來說,应該說是有極大帮助的。我个人,就曾从这篇論文中学習到了很多东西。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部理論問题來說,我     

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略論古史分期討論中理論結合史料問題

我讀了楊向奎先生寫的“解决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要先研究具体問题”这篇文章以后,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也有些不同的看法,略述我的見解如下: 楊先生認为近來有关于社会性質的文章,大家喜欢作大的,无所不包的上下千年的文章,而少有     

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用什么观点研究农民起义的政权性质问题——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性质問題,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就有过爭論的問題,也是研究中国农民战爭史中一个重要的問題。作为爭論的一方,孙祚民同志一直坚持他的“农民起义反封建斗爭在前,而轉化建成封建性政权在后”的論点。这就是說:当农民发动起义的时候,斗爭的性质是反封建的,但是在战爭过程中,当起义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其性质就发生了“轉化”,反封建的斗爭就終結了,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許多同志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孙祚民同志的这种“轉化”論。現在,討論还在继續。本文試图就这个問题,提出一些意見,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并就正于讀者。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关于真理问题的几点意见——与陈翰伯同志商榷

1962年4月12日《文汇报》刊載了陈翰伯同志的《关于科学史上的錯誤观点》一文以后,引起了关于真理和錯誤問題的討論。9月27日《文汇报》又发表了陈翰伯同志的《真理是一个过程》一文(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文),对一些問題作了答辯,讀了以后,得到很大启发。但觉得其中仍有几个問題,有进一步探討的必要。真理和真理的認識过程不能混为一談陈同志认为相对真理(实际上就是真理)包含錯誤。他說:“……因而,我們說某些相对真理包含錯誤,是不足为奇的”。按照他关于这个看法的論述,我认为:第一,     

美学问题争论的分歧在哪里

一在讀了“人民日报”上蔡仪同志、朱光潜先生、李澤厚同志等最近关于美学問題的文章后,觉得有些意見耍說,——尽管我的意見可能是錯誤的。首先,我想就蔡仪同志对黄葯眠同志的“食利者的美学”的批評說几句話。蔡仪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評是有正确部分的,沒有必要为黄葯眠同志的文章中的缺点和錯誤辯护。但是,这一批評是不公正的,它的批評方法态度上不仅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在論点上也并不都是科学的。我觉得,蔡仪同志的批評方法、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是因为他的批評不完全     

美和美的矛盾规律

在文学批評、文学研究、以及典型問題的討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理論的鑽研上,我們总会接触到美学思想、美学原則、美学評价,以及美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美学的問題。这問題原是非常抽象而复杂的。国內学术界关于美学的著作,原不很多。蔡仪同志的“新美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及“談美”等,虽然較有系統,但他們的論点,却不能說是没有問題。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見解,更加值得批判和研究。去年文艺报十二期上,朱光潜先生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质疑

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对于我們哲学史工作者来說,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因此,当我們讀到馮友兰先生发表在《新建設》上的《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一文时,就引起强烈的兴趣,促发了我們的思考。但我們对于这篇文章的基本論点,是不同意的。     

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