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研究的新理论,它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推进社会政策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社会质量这一理论视角,我国的社会政策建设必须以提升社会质量为出发点,为建设可持续型福利社会这一目标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坚持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设计理念,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合、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提升我国的社会质量。     

福利治理视阈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研究——基于M市辅助性就业的地方实践

如何有效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是新时代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议题。基于福利治理视角,M市近三年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反映出该政策目标定位中的偏差。关系型的福利治理理念、基层社会稳定的治理目标、单维度的福利治理关系和形式化监督的福利治理过程是形塑偏差的重要力量。为此,应通过营造平等福利关系、构建专业考评机制等,提升福利供给精度,提高福利治理效能。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123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边疆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运用Nvivo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123份边疆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经历了由保稳定到促发展、再到强边疆的转变，边疆治理政策趋向成熟。但边疆治理政策对供给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策工具使用领域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不均衡，对铸牢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焦程度有待提高。要促进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推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整合，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聚焦度，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困境与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区域治理的转型与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治理受到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制度结构双重困境的影响,而要走出区域合作治理困境,需要对区域合作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转型,其中包括提升合作意愿和降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的路径包括构建跨界政策网络和改进区域合作激励。     

我国老龄政策演进研究——基于1949-2020年政策文本分析

老龄政策是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采取政策文本的共词分析与聚类方法,通过对1949-2020年我国老龄政策的系统梳理,提出我国老龄政策在政策萌芽、探索调整、快速发展和全面统筹四个阶段出现政策数量积累、政策内容上,从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到养老保险全覆盖再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政策颁布主体强化协作等阶段性特征和趋势.随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老龄政策研究亟待在政策协同、政策执行及政策评估等方面拓展研究空间.     

借鉴台湾农会经验建设大陆综合农协

台湾农会是个百年不衰的巨型农民社会企业集团,现在看来,正是台湾当局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培植了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机制.为了走出三农困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走出乡镇治理困境、重建农民和政府之间关系,大陆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何移植台湾经验,建设大陆综合农协.湖北建始县目前正在开展我国第一个综合农协试点,其性质认定、运营准则、资源来源、关系处理、操作路径等政策性问题有待解决.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社会治理能力评估

基于公共财政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9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产出指标的社会治理能力指标体系,并测算了我国2007~2013年的社会治理能力指数。研究结果显示,全国以及四大区域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区域间社会治理能力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显著强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相当。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四大区域人均社会治理财政支出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同步性关系,并提出了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水平的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我国社会政策的转型

过去几十年中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社会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且是导致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国社会政策改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我国的社会政策转型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本文在分析全球化时代社会政策发展国际趋势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在过去 2 0年 ,尤其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策转型的特点及原因。本文认为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重要的转型 ,在其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体制特点和福利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化。导致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加入WTO以后 ,我国的社会政策将更多地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 ,各国社会政策的困境只有通过各国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四化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融合”的政策实践方向,有利于破解当前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取向滞后、治理效能弱化,政社共治孱弱、多元主体缺失,社会转型加剧、治理需求凸显,新旧转换冲突、治理体系不善等诸多困境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构建以“四化融合”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四化融合”彰显的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原则、以智能化为支撑和以专业化为保障,“四化融合”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失败及其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政策失败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普遍性难题,政策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失败的原因可从政策环境约束、政策本身缺陷、政策主体行为、政策监控不力等维度分析。为避免政策失败,需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公共利益导向的利益协调机制、结果导向的政策矫正与学习机制、政策能力导向的政策质量提升体系,以有效预防政策失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我国食品安全单一治理的困境与多维治理的选择

当前我国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治理为主要手段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面临着资源有限、效率低下、责任弱化的困境。激发和赋予广大社会主体食品安全治理的责任意识和相应权利,建立多维治理和保障体系,不失为改进之路。2013年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为更多社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多维治理开辟了通道,在食品安全专业社会团体建设及其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优化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程序,并设立相应激励机制,从而改善政府作为食品安全单一治理主体所造成的困境,是推动食品安全多维治理事业发展的方向。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现代化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遇到了挑战。尽管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困境是非线性甚至是多元的,但根本原因是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薄弱、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对缓慢。在理顺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这是破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困境及改善路径

近几年,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程度日益加深、方式更加灵活,但社会治理的效果却不容乐观,仍存在诸多困境,要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形象塑造、民生保障等方面予以改善,才能为政府社会功能的认可和治理环境的完善提供客观依据,提升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水平,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     

劳资冲突的新趋势与治理政策的选择

劳资冲突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民主作为劳资冲突治理的基本政策思路,但是由于推行经济民主的相关政策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受到制约,我国的劳资冲突呈现出新的趋势:以集体抗争为重要表现形式、劳资冲突的潜在基础增强、劳动者权利意识日益明显、增长型利益越来越成为劳动者争取的目标、法律和政策介入劳资冲突的程度越来越深。为了应对劳资冲突发展新趋势的挑战,实现国家对劳资冲突的有效治理,须继续坚持经济民主的基本政策思路,在分配领域、生产领域、市场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分别制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具体政策,进而形成相互衔接的政策组合,以提高我国劳资冲突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知识产权治理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基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证检验

良好的产权制度是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有效基础,作为知识产权治理工具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是知识产权制度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创新实践。本文基于2003—2016年280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效应,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城市产业多样化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城市产业链韧性,揭示了知识产权治理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韧性的结论;知识多样化和政府科技支持是该政策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有效渠道,但二者的作用效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的实施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其中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人口中等及以上的城市以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知识产权治理和产业链韧性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协调资源配置和培育产业链韧性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