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散文的文学史地位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怀才不遇”,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也是古典文学作品中很普遍的一个主题。但是,这种遇或不遇的遭遇,究竟是有幸或不幸,是喜剧或悲剧,又往往是矛盾交错,互有得失的。所谓“遇”,就是“得遇明主”,能够实现抱负,施展才能,有所作为。不过,其中也有不少人,政治上的才能得以发挥了,而他的文学才能,却被掩盖了。就这点来说,就是一种损失,甚至可说是不幸。尽管如此,他们的气质和修养,留传下来的少数作品,却仍然至今熠熠发光,在文学史上有其应有的地位。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属于这类人物。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论俄罗斯文学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

<正> 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短短的几十年里,俄罗斯文学以一批独特的形象震惊世界文坛.这批形象,赫尔岑称之为“多余的人”.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不仅使俄罗斯文学面目一新,而且在当时世界文学中亦为独树一帜.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环境条件、个性气质的差异,但都是“土生的民族典型”.“多余的人”标志着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高峰.     

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

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伍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同时起步 ,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明显的可比因素。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表现在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 ;在对于人的思考与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焦灼与苦闷 ;对死亡、阴暗题材的兴趣 ;广用象征 ;向最能展示人的“心理真实”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开掘 ;采用“非人格化”叙述法等。并且 ,鲁迅各种文体作品 (小说、杂文、散文诗、古体诗、回忆散文等 )都弥溢着现代主义质素。当然 ,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也有诸多不同 ,最主要者是鲁迅并未放弃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 ,从而呈现出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艺术形态。     

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大师”的衰落:今日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寻找穿透“屏蔽社会”的“思想望远镜”

伴随“中国模式”在世界舞台中的崛起,“双面中国”的形象也愈发在国人心中震荡: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令国人走出百年匮乏,作为人权内在前设结构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以切实保障,国家形象建构与民族软势力输出成为几代国人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饱受百年欺凌的古老中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自强,历经中西体用之争而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进而彻底引进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志的西方学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事实上从未逃离西方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轨道,由西方现代性梦想所形塑的青春中国,客观上注定今日中国学术亦步亦趋于西方主流而难有真正的思想原创,由此,遭受百年欺凌从而被迫打开国门进而全面学习异邦的历史事实会碎片状地浸染到今日国人深埋的民族自卑情感中,在学术精神图式中不免陷入深层矛盾,既呼唤今日中国出现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师,进而以平等身资对话于把持世界话语与学术规范的西方,同时又不免无意识的以西方标准的中国化为依据而独断.今日中国大师之追问,事实上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问题所指而衍变为一种隐蔽的新中西之争,当然这个新争论内在地包纳了中国社会三十年中客观生长的诸多深层危机与弊病.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评《开放与封闭》

自古以来,留在国人记忆里的一直是“四夷八蛮,翕然向化”,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语)。“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秋瑾语)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坚船利炮才打开了中国久已封闭的大门,惊醒了中国人盲目自大的美梦。当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时候,西方的发展     

“景泰十才子”群体活动与明代文坛的众层化现象

作为明代前中期的文学群体,“景泰十才子”的内部往来和外部交游均可以反映出明代文坛的众层化现象。他们内部阶层迥异、职业不同,外部的交游对象也涵盖王公贵胄、馆阁文臣、布衣山人、巫医百工等各个社会层级。过往将其视为景泰年间的文学群体是文学史的误读,“景泰十才子”的文学活动与永乐、宣德间台阁文人存在交叉,并且也曾创作不少颂圣作品。该群体的诗史地位存在逐步升格的情况,以此也可见明清学人的明诗史叙述策略。     

西洋火器在明季军事生活中的实施

明正德年间,也就是明政权内外危机总爆发的前夕,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便把他们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的东南沿海。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斗争过程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特别是西洋的火器,就被中国人所认识。由此“师夷长技以刺夷”的战略方针和措施,也就不再是二百年以后林则徐、魏源的首创,而是在这之前,也即明季如火如茶的军事生活中得到过具体地实践。笔者就此,作点探讨。     

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

晚清时期西方驻华外交官是19世纪西方学习、研究和应用汉语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发现了欧洲经院派汉学家在研究汉语时对当时书面语的忽视,进而提出文件体书面语的概念。以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威妥玛以及德国外交官夏德为代表的西方人致力于对·文件体书面语的教学与研究。他们开创了近代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全新模式。文章从美国及加拿大图书馆所保存的密迪乐、威妥玛以及夏德关于文件体书面语的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入手,围绕晚清时期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文件体书面语所展开的教学及推广情况,从一个特殊角度再现近代西方人特别是驻华外交官员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原貌。     

试论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诗选》)序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辈出,创作繁荣,有如百川争流,群峰竞秀。既产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及其光辉灿烂的诗篇,也出现了各种诗歌流派及其独具风格的作品。盛唐以降,继王孟、岑高、李杜之后有“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虽然有一些是酬唱应制之作,但是有不少名篇传世,在唐诗中,有一定的     

评《象山派心学与文学研究》

时下研究朱熹道学派文学的论著不少,而对以陆九渊为首的南宋心学派文学却罕有人问津,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可谓缺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陈忻的《象山派心学与文学研究》一书对陆派心学颇有所得,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清理了该派的文学思想及其作品,得出了中肯的结论。陆九渊开创的象山学派,或称“心学派”,并不以文学著称,但与朱熹道学派一样,他们也很关注文学。当然,他们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又深深打上理学的烙印,或者说是以理学(包括心学)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和诠释文学的。陆九渊曾在贵溪象山讲学,故世称象山先生,有《象山先生文集》二…     

巴汉文学融合的最早产儿——《华阳国志·巴志》所录巴人诗作论析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诗十一首,其中一首署名应季先。应季先,东汉冲帝、质帝时(145—146年)任巴郡太守,汝南人。其余十首均未署名,有七首或谓“巴人歌曰”,或谓“国人作诗曰”,另外三首描述巴地人情风习,以“诗曰”提引。这十首汉文诗均系巴人所作。 在民族文学交相融汇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十首巴人     

晚清国学大潮中的博物学知识——论《国粹学报》中的博物图画

近十多年来,有关西方的学科分类、知识结构、当中涉及的词汇和语法的表述等如何影响清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学者已有较多的讨论,少有论及的是在这个学科结构重整、专业分工未明的过程中,部分原来只具备传统经史之学训练的文人,如何在具体的方法上实践他们所认识的西学。当时,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在界定“何谓国粹”的过程中,也有选择地吸取西学,企图将他们所认识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纳入“国粹”或“国学”这个框架之中。1907至1911年间,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刊物《国粹学报》刊登了100多幅以中国本土的动植物为对象的“博物图画”,可以说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尝试应用其仅有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一种实践。以这批博物图画为研究主体,结合其他文字和图像资料,考察当时作画者的博物学知识和博物绘画的技巧来源,并从中探讨清末民国的中国文人的自我期望与定位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

中国人的夷夏观念产生于西周初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并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东传,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夷夏观的变异,一种新的、仰慕西方文化的民族自卑心态也开始抬头.     

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

"华文文学"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产生于近百余年来华人多向流动、迁徙而形成的移民文化中,"台湾文学史"、"香港澳门文学史"和"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三史"覆盖了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旅外"和"在地"是华文文学两种基本形态,两者之间包括转化在内的变动往往成为各地华文文学形成自身传统以丰富中华文化的过程。华文文学的"本土"既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情境,它抵抗外来殖民性文化,但也开放于"旅外"向"在地"的转化,促成"在地"的多元性;有了"本土性"的丰富,才有中华文化的丰厚。"灵根自植"的中华性成为一种不断展开中的开放的生命进程,中华性的变迁开掘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多种可能性。非汉语的在地性和汉语的旅外性对话,两种文化生     

魏源“师夷”以“制夷”的先进思想

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前,他抨击时政,力主禁烟;鸦片战争爆发时,经林则徐推荐,曾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际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努力探索清王朝衰弱和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于1842年底,完成了《海国图志》的巨著。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善师夷者,能制四夷”的进步主张①。为了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强调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找“制夷”的知识。魏源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一样,不愧是近代杰出的爱国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