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现,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是规制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鉴于食品及其安全信息具有信任品特征、不对称性和公共产品属性,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不可缺少,而公民生命健康权、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共同构成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权利基础。面对我国新成立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主体尚需长期磨合,信息披露内容狭窄、信息披露方式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应从建立促进信息传递的协同组织、构建信息披露豁免制度和依申请披露制度,完善信息披露的程序和监督机制四个具体路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博弈分析——基于政府与企业微观行为的视角

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外部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必须对其进行适宜规制。基于市场主体行为的视角,构建了政府与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模型,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决策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企业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可能违规生产,需要政府强化规制;另一方面政府须在规制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当规制的社会成本过高时选择放弃规制。对此,应从加强规制力度、降低规制的社会成本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府食品安全规制政策。     

论食品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角色重构

市场机制的失灵、政府规制的失败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复杂性、技术性等,预示着食品安全信息是影响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因素。食品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信息掌控方面的优势地位,决定了其应该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食品行业协会当前的角色定位并不能满足目前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重构,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从食品安全监管角度,以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及食品行业协会角色定位为主要为主要研究内容,对食品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监管中角色缺失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食品行业协会角色重构的可行性与制度安排进行论证。     

食品质量安全的公共物品与商品属性契合:一个风险管理研究框架

传统上学术界将食品质量安全界定为准公共物品属性,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为重点来规制企业,或将其界定为商品属性,以成本效益模型研究企业行为。以风险管控为方向研究食品质量安全则可在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间建立联系,契合食品质量安全的两种属性。以代理制衡管控风险、契约制衡抑制风险、信息制衡甄别风险、制度制衡监管风险,在企业内构建基于内部控制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完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内部控制报告披露机制,以此作为政府风险监管的基础,形成从微观到宏观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风险监管——食品质量安全研究框架,有助于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公众对食品安全需求与企业安全食品供应不足的矛盾。     

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6-2016年沪深两市A股86家食品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内容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构建基于5类指标的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数。运用面板效应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就外部特征、内部特征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外部特征角度,企业所在地经济水平、法律环境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内部特征角度,公司规模、高管薪酬对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力集中度对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法律政策对企业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存在1年的迟滞期。因此,政府有必要拟定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规范企业在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内部控制报告中的披露标准;企业应在合理范围内增加对高管的报酬,提高高管的企业归属感;企业应尽量避免总经理与董事长由一人兼任,提高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管效力。     

“表里如一”还是“口是心非”:CEO学术经历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

企业管理者是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决策的主体,其特征如何影响食品安全信息质量值得关注。以中国A股食品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可探究出CEO学术经历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学术经历能显著提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具有学术经历的CEO更倾向于披露战略理念而非实际行动。另外,制度环境和声誉压力在CEO学术经历和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CEO学术经历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造成的压力越大,学者型CEO披露食品安全信息越积极。从高管学术经历这一微观层面扩展食品安全信息披露领域的文献研究,对于优化食品类企业管理者结构和选聘机制,提升公司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可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证据。     

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食品类上市企业的数据

以2008年至2020年间的沪深A股食品类上市企业为样本,从会计信息质量视角出发,分析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债务资本成本就越低。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不同分组来看,相比理念战略组,实际行动组对债务资本成本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当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是,从宏观转向微观,以微观企业为主体,重点关注学界较少探讨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为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通过理论和实证揭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对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为研究信息披露行为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体制效率提升问题探析

中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体制性弊端表现为披露主体的"缺位",政府的"权力幻觉"及组织机构的分散。提升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体制效率可采用三大策略: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俱乐部"式合作策略、食品安全信息风险评估机构独立化策略、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社区化治理策略。     

公共健康视阈下我国食品信息标签规制之检视

食品信息标签是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载体,合理规制有助于保障食品安全、促进公共健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相关国家标准的发布,我国食品信息标签法律制度已初步形成,但食品信息标签仍存在信息不完整、理解困难等问题,为食品安全风险埋下隐患,也变相导致了消费者的不合理饮食习惯。应当深刻检视当前我国食品信息标签规制现状,充分反思法律规范的健全程度和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以维护公共健康和消费者知情权为落脚点,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优化进路。     

终极控股、制度环境与信息披露质量及其经济后果——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深交所2004-2007年期间的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终极控股特征、制度环境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控股企业现金流权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政府干预程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负相关关系会受到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的影响而变弱。而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债务资本成本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对公司价值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食品安全共同监管的多主体博弈

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食品行业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要行动主体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政府与生产企业的“监管—被监管”关系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增强监管力度,促使生产企业规范生产,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而高昂的监管成本让政府不得不降低监管概率,从而为生产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提供了空间,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继续增强监管力度。此时,政府选择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监管的概率决定了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的演化稳定结果,影响了食品安全共同监管体系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监管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需要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中不断探索和明确。     

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研究

叠加认证能显著提升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和额外支付意愿。采用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三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浙江省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后发现,生产主体的多重认证行为除受生产主体的经营规模、人力资本、自有品牌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市场结构特征显著影响外,还受到市场激励、主体责任压力和交易成本的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是在自身能力及环境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权衡,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更主要是受市场激励和主体内在责任的驱动,而非政府的规制压力。     

FDA药品准入监管及其后果--对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立法的启示

美国FDA对药品的严格准入监管提高了上市药品的安全性,但也抬高了药品价格,遏制了市场竞争,阻碍了药品研发,延误了危重病人的治疗。汲取FDA监管的教训,中国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立法时,不应单纯追求过高的安全标准,而应综合衡量特定食品安全标准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采取信息披露监管和强制标准相结合,即以促进信息披露为主要制度基础,着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在企业和消费者对食品品质进行判断的信息不足、食品安全潜在危害后果重大等情况下,则应由政府实施强制性安全标准。     

基于不确定因素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伦理分析

不良食品生产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应由食品生产者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负担起相应的伦理及法律责任。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伦理意识缺失、消费者生命健康意识淡薄及社会道德监督机制缺失,造成了政府监管、公众安全认知、食品生产行业的道德与法律风险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成为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只有通过健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建构政府信用问责机制,提高政府监管者的责任伦理素养,培养公众的生命健康意识和食品安全问题防范意识,建立食品供应链道德信用跟踪系统,才能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一个值得深切关注的研究领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质量安全经济作为一门新型经济学科已渐成气候.与相对成熟的食品质量安全消费经济相比,国外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研究与应用也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食品安全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把握作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工具的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关键是要了解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重视食品质量安全的成本-效果实证应用.鉴于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为缩短与国外的差距,国内有关方面应予足够重视与深切关注.     

动态博弈视角下的第三方外卖平台上食品安全研究

外卖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产生了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文章从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角度出发,在考虑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通过引入价值感知构建了基于消费者感知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通过此模型来探讨企业、政府及消费者对外卖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表明:企业重视程度、政府监管程度以及消费者反馈程度三个因素,在共同协同作用下,能够提升外卖食品安全水平,从而促进外卖行业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最后,结合基于当前外卖市场实际情况,从不同市场参与主体出发,对影响外卖食品安全提出相应建议,从而不断提高外卖食品安全,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     

食品安全责任激励机制及国外的经验启示

我国当前的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工作主要以政府行政与法制监管为主,对企业和公众在食品安全中应承担的责任激励不足,降低了监管的整体效率与效果。本文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视角,分析食品安全责任的激励机制。总结国外食品安全责任激励机制的实践经验,最后提出对深化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启示及对策建议。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类型案件之困境及对策分析——以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推出型信息公开法律"。它强调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原则,突出了主动公开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食品安全领域的信息公开现状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之现行规定来看,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类型案件在司法审查方面还存在诸多困境。为此,在完善行政救济途径之外,还应当赋予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司法审查之权利;司法审查时,法院应以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为基本精神,对行政主体的首次判断予以适当尊重之同时,树立司法权威及司法终极裁断权的理念,谨慎进行利益衡量,对信息是否属于例外情形无法做出实质判断的情形下,必须严格程序审查。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生产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十分巨大,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保障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职能的实现.为此,不仅要克服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而且要落实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机制.这就要坚持食品监管公共利益原则,合理安排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配.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的局限性,避免对行政监管的过度依赖,早日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体制向复合的市场化监管体制的转变,实现市民社会食品安全法治,使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之上永悬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