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

地域文学研究领域中理论和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有待研讨。首先是地域的概念及其理解 ,地域是一个空间的、文化的概念 ,因此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形态 ,这是理解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基点 ;地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因而涉及到时间和传统 ;地域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 ,因此必定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或参照系 ;地域又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 ,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 ,而处于核心的、深层 (内在 )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在进行研究时 ,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上的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纠正了目前地域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其次 ,应进一步讨论地域的划分 ,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划既不相同 ,又密切相关 ,行政区划有时也可转化为文化区划。第三 ,地域与文学之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尤其是对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这里第一次提出“地域文学场”概念 ,对解决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有一些启示和帮助     

试论宋代墓祭

宋以后的封建家族是以族产、家谱、祠堂为特征,这是研究者们所公认的。作为中国封建家族制度转变时期的宋代,封建家族组织是极不完善的。这时的私家修谱尚属初创阶段,族谱的修撰并不普遍;封建家族建祠祭祖至南宋中期,才由朱熹倡导,付诸实施的事例,至南宋末年仍寥寥无几,直至明代中叶,建祠祭祖才盛行于民间。在宋代封建家族用来团结族人,维系家族制度存在的精神因素中,墓祭是值得重视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在论述宋代家族组织时,忽视了墓祭的作用。因此,对墓祭及其在宋代家族中的地位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一、墓祭是宋代封建家族收族的主要手段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尤其在党争、科举、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有较大突破.要使研究深入,应结合宋史观以比较唐宋文化,认识由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的转变.此外,夷夏观的不同,造成了唐宋两代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宋代在主流的士大夫文化之外,尚有多元的文化;而宗族共同体的建立,又使家族文化极为发达,且与地域文化结合成新的文化景观.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单纯、孤立的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应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作更广泛的结合,应注意文学与学术、艺术的关系,应具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杭州洪氏家族及其家族文化

洪氏家族是宋、明、清时期著名的"钱塘望族",南宋时计有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父子一品宰相级官4位,明代计有洪钟等一品宰相级官4位、二品尚书级官3位,清代则有大戏曲家洪?,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有多种历史高峰性的建树,对杭州自宋明以来的地域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学术界对其中的某些个体有一些研究,但未及全部;从家族史和地域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尚在开山中。     

近五年来宋代诗学整理、研究与普及著作的新收获

近五年来,宋代诗学整理、研究与普及工作所取得的著作成绩大致可概括为八大领域,即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一般通论性研究、诗人诗作个案研究、诗学流派、诗学群体与家族诗学、地域诗学研究、文化诗学研究、诗学理论批评研究、宋代诗学杂论及宋诗的鉴赏普及性工作。上述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标示出宋代诗学研究与普及工作的有效展开与兴旺繁荣的特征。     

宋朝中央和州郡学校教职员选任制度研究

<正> 宋朝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时期.但目前研究宋代教育的著作多属通论性质,如果不认真地把一些基本制度搞清楚,教育史研究恐怕难以深入.教师和职事的选任,对朝廷教育方针的贯彻及学校的兴衰有决定性的影响,并集中反映了官府和学校的关系.宋朝还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师考选制度.本文试图对宋代国子监、太学和州学的教职员选任制度作初步探讨.     

家园与故国:明清鼎革与扬州郑氏盐商的园林空间

影园和休园作为明清扬州盐商郑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兼有地理空间、社会活动空间与文化空间三重性质。郑氏园林空间的兴衰与郑氏家族的浮沉紧密相联,呈现出家族与园林消长同频之势。具体表现为：作为地理空间,郑氏园林兴衰与家族浮沉同频;作为社会活动空间,郑氏园林的社会活动折射出郑氏家族的政治立场;作为文化空间,郑氏家族精神积淀了郑氏园林的文化意涵。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物质形态的地理空间,私家园林对园主经济实力等因素的依赖性较强;作为社会活动空间和文化空间,私家园林受到园主思想与行动的影响。     

宋代三苏家族崛起的地域因素与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包含着地域文化自信。巴蜀文化温良、敦厚、达观、刚强、自信的品格对宋代三苏家族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三苏家族的巨大成功则又丰富与提高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与地位。北宋时期,四川眉州一带通经学古、习儒诵诗的学术空气浓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三苏的文化禀赋与文学风格。而三苏尤其是苏轼,对巴蜀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对故乡有着终生不渝的眷恋。苏洵的政论、史论,纵横捭阖、说理性强,有战国纵横家之遗风;苏辙的政论、史论、策论,则杂糅了佛道、纵横之学,寓哲理于叙史说今之中,说服力极强。他们父子不同于传统儒者,也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卓荦于世、自成体系,带有鲜明的巴蜀地域学术特色与文化自信品格。     

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正>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宋代乡村组织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这虽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增加了开拓新议题的难度。谭景玉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深入把握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找准了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最     

江南进士地域分布趋势的社会与经济考察——以吴江为典型

历史上 ,进士人数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江南苏州府的吴江县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自宋至清代 ,其进士人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集中的趋势 ,而且是一种集中地点也在变动的动态集中。这一动态的空间分布特征 ,起初可能缘由其中某些家族的迁移和聚居 ,但最终则是由这一地域范围内逐渐形成的政治与经济的区域格局所决定。这一历史的个案鲜明地揭示了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

中国文学的地域意识,至宋加强.两宋文学家族地域分布,总体趋向南多于北的态势,其分布随地域文化呈现一定差异,江西和福建文学家族的崛起最令世人瞩目.两宋地域文化对文学家族成员的性情品格、知识结构乃至创作表达,都有各不相同的影响.文学家族成员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也起到促进和弘扬的作用.探讨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的关系,对深入了解宋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仪式性的消减与事件性的加强——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生长的理性化

本文根据作者在华北所进行的个案研究 ,以特定家族———恽家在 194 9年以后围绕吃户和搬迁为核心的自我呈现为研究的切入点 ,勾画出中国北方村落家族演变的特质。研究表明 ,仪式性的消减与事件性的加强在结构层面表征了家族从正式组织到非正式组织的形变 ,在功能层面表征了家族从满足超验的需要为基本目标向满足功利的需要为主要目标的转变。它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北方村落家族的理性生长。家族的理性生长不仅表现在价值理性层面 ,也表现在工具理性的层面。借助突发性生活事件所展开的策略性行动就是工具理性的突出表现。     

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

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建构家族文学史不仅可以增添一个新的文学史类型,体现相关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文学世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意义。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表明,家族文学史因其综合性能够获得观照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宏观视角;因其鲜明的时段性而有利于家族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考察以及兴衰规律的探究;因其独立的文学谱系而能显示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获得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家族文学史的内容应该兼顾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包含从历时性、共时性等多向度进行的考察,其分期应取决于家族文学自身呈现的阶段性变化。而总揽一代与历代家族文学现象的文学通史建构宜于采取文学世家史的形式,中国文学世家史的建构有利于把握古代家族文学现象形成、演变的全貌和阶段性特点,探究其兴衰起伏的内外成因,揭橥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     

地缘政治与文学研究——对时间序列研究范式的反思

此文对外国文学研究中以时间序列展开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虽然历史想象从来离不开空间的展开方式，地域文化特征也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但线性的历史时间序列长期以来都是文学研究的主线。既往的研究虽然也将文学书写中所包含的地缘政治要素进行了叙事层面、作品特点和人物心理等层面的分析，但并没有对地域要素和地缘政治文化问题与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行集中审视。作者指出，在后“9·11”日益复杂的历史时期，文学研究重视地缘政治的批评视角可以扩充和调整文学研究理路，有利于深入探讨文学的跨界意义。     

巴金家族小说探略

巴金的家族系列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小说通过对兴衰荣辱家族史的描述 ,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对人类美好善良天性的摧残 ,从而揭示出了封建家族必然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     

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汉代文学历史沧桑感探索之一

汉代辞赋家和儒士经生的家族兴衰之叹,主要是针对自己家族的历史而发,这和《史记》、《汉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扬雄、杜笃都有家族兴衰的切身体验,但辞赋中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冯衍的《述志赋》是两汉辞赋作家慨叹家族兴衰的代表作。儒士经生韦孟、韦玄成、傅毅经常考虑的是如何保持家族的昌盛,以及衰落后如何中兴。相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典型的儒学特点。     

宋代军事审判制度考述

宋代军事审判制度有日常与战时的区别。日常军事审判制度,由起诉、审判、上诉、覆审和死刑覆核等一系列严密的制度所构成;而在战时或紧急状态下,统兵将帅则暂时被赋予较大的军事审判权,有权临机处置。与唐代相比,宋代军事审判制度具有中央军事审判机构专门化、地方军事审判权相对分散、各军种的军事司法管辖不尽相同、重视军人死刑案件覆核诸特点,发挥了从司法制度层面强化军事领域中央集权的重要作用。但各级将领的军事审判权受到层层的分割与制约,对宋代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则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读《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有感

宗族制度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自２０世纪初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注意；８０年代以后，因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及一大批档案。家谱和民间文书契约资料的发掘和利用，更使这一领域硕果累累。就宋代宗族史研究的状况看，虽然无大批此类资料涌现，但自８０年代以来也有了不少成果，而在这一领域用力最勤、研究最为系统者则非王善军先生莫属，这集中表现在他的新作《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一书中。本书表现出了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是本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本书分绪篇、上篇、下篇、终篇等…     

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