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般若学与小乘佛学之渊源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以“六家七宗”为代表,但是“六家七宗”都被认为对般若学的理解有偏颇,这也就是僧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许多学者认为“六家七宗”在理解般若学方面“偏而不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此时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其实两晋般若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小乘佛学的影响,这无论从当时的佛学历史脉络上,还是从思想脉络上都可以找到其线索。     

支愍度与“心无”义新探

“心无”作为魏晋解空的重要一义,为现代佛学研究所关注。依据《世说新语》肯定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仍存在疑问。《世说新语》以“伧人”称谓南渡北人且以“谋食”描述愍度南渡,提供了心无义产生、流布的地域信息。南朝佛教的僧史、经录、题赞皆不言支愍度创心无说,根本原因在于“心无”与“本无”“即色”一样,实有二义。法温《心无论》所言乃“心无”旧义,支愍度乃“心无”新义的初倡者。心无之新旧义,皆肯定“心”(种智、圣智)之观照作用。旧义所谓“心无”指“内止其心,不滞外色”,新义所谓“心无”,强调“心豁如太虚”。心无义与中古思想、信仰有多方面交涉。     

僧肇《不真空论》与佛教中国化——兼论僧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及其“空”论观

僧肇的著名论文《不真空论》,运用印度中观般若学的中道遮诠方法,阐述了“空”的真义.通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就“有”说“无”,强调“立处即真”,在非“有”非“无”中显中道真谛,阐释了“不真故空”,“不真即空”的“不真空”道理,揭示了般若性空的根本意旨.僧肇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养料,对魏晋玄学“有”、“无”等问题加以总结,适应了当时玄佛合流的实际并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始.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 ,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作者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 ,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王弼的老学与易学虽各有特色 ,但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共同构成了王弼的玄学。王弼的玄学思想 ,也只有通过易、老二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思想是表面化、以偏概全的认识 ,没有揭示出王弼玄学的精神实质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隋唐道教哲学思想述评

魏晋隋唐时期是道教得以发展和达到兴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仍以老庄道论为本 ,同时又结合儒学、融合佛学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使道教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从魏晋道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到隋唐道教“重玄学”体系的形成 ,可以看到道教哲学在发展中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包容性     

王弼之"无"与僧肇之"空"的本体浅析

魏晋时期涌现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一为玄学的开创与兴起,一为佛学的传入与流行.王弼建立了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僧肇则开创了中国化的般若学,建立了以"空"为本的般若学体系.本文主要从"无"和"空"作为本体意义的内涵上进行了分析比较,兼论其诠释方法以及两者对人生的关照.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老庄玄学、小乘实有还是大乘真空--僧肇《物不迁论》辨析

关于僧肇《物不迁论》自唐宋以来即存在诸多误解。事实上,该论既非老庄玄学“主静论”的孑遗,亦非小乘“性住说”的翻版,它通篇贯彻了中观般若本旨,论证诸法自性本空、不去亦不来的“物不迁”真义,无愧于其“解空第一”、“玄宗之始”的历史评价。     

从"通"到"无"——从东汉儒学到玄学的理论与实践突围

两汉学术与思想以求“贯通”为特点,主体“心”在东汉儒学贯通天人与古今中的诠释地位突显了出来。面对东汉以来的社会变乱,党人集团道德实践的失败和魏初文人化儒生的生存困境,使长期作为思想潜流存在的道家登上了思想前台。玄学思想家开始探索人与道的逻辑关系而提出“无”本体论,以此寻求一个更优越、更本源的思想与社会立场,从而把握个人和天下之命运,思想范畴也由儒家的“通”转向玄学的“无”。     

略论玄学贵无派之间的差异

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魏晋玄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就目前看来,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已有人著文进行了分析和区别;然而对玄学贵无派之间的差异则极少有人论及。通常认为,魏晋玄学贵无派由何晏、王弼、王衍等人组成,其中又常以王弼为主要代表;这些人以“无为本”,并把“贵无”作为当时门阀士族的思想武器。但我们认为,上述看法似乎流于一般,据现有史料分析,玄学贵无派之间在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玄学精神与文人对自然的审美观照

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不拘泥于宇宙的生成论,而是留连于存在本体,舍物象、超时空,研究天地万物之真际。玄学的这一特点与中国古典文人所苦心经营的超然独绝、简约玄澹的艺术精神不期而合。为什么玄学会特别富于艺术精神呢?因为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作为主导精神,只要将老庄“道”的思想与艺术精神内在的关系解释清楚,玄学与艺术精神的关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浅谈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

佛教心法说与理学心物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自觉探讨主客体问题的西种学说。两者的观点呈现出同异交错,相互影响的情势。其同异性表现为:在主客体特性问题上,二者均以“心”为主体,都肯定了主体的灵明能思性;但理学之“心”具有先天道德意识,它认“物”为“实”,佛学之“心”则具宗教人格色彩,它认“法”为“虚”。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二者都肯定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都断定主客体之间的派生与被派生性;但在主体如何派生客体的问题上,理学在其间引入了“气”这一中介环节,佛学则是直接以“心”造“法”。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之间又是相互影响与渗透的。     

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

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史（或中国文化精神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因此无妨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两晋士人,以谈玄为时尚;南朝皇族,以佞佛相标榜。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化的“般若…     

智慧学视野中的《老子》——日本近世思想家海保青陵的老学

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老庄之学也由来已久,并显示出自身的特色,海保青陵即是其代表之一。他把《老子》定位为“生智养慧”之书,并从《老子》的“有无”观入手加以诠释,认为“无”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并将“无”理解为智慧生成的前提和根据,把智慧的实质看作是“无为”,而作为“无为”之心术体现的“虚”“静”则是智慧生成的机制和方法。海保对《老子》的智慧学诠释,对发掘《老子》哲学的现代价值和当代老学研究有所启示。     

读胡适先生的两篇著作

本文就胡适在本世纪３０年代所撰《说儒》及《楞伽宗考》两文作了分析。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为研究中国儒学和佛学史的人铺平了道路；但两文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把老子说成是“老儒”即其中之一。另外，胡适对盗取宗卷者表示“感谢”，则使人“百思莫解”     

“静默的观照”析——禅宗美学札记之一

在后期中国美学史上,禅宗临济派大力提倡的“妙悟”,成了备受世人瞩目并广为流行的术语。诗家谈,书画家也谈。 “妙悟”的一个重要特征历来被看作“静默的观照”。能否准确把握它的内涵,自然就是深入认识和阐发“妙悟”美学意义的关键所在。 何谓“静默的观照”?问题的要害在于恰当理解“静”。禅宗把佛性、自性、心、真如视为本体与现象的合一。所谓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也就是静与动的关系;本体不生不灭,无增无减,处于永恒不变的绝对清净状态,所以是静;现象即万物,有生有灭,流动不居,变化无常,所以是动。对于“悟”来说,其目标即在超越万物之动,达到本     

牛头宗法融禅学思想探析

牛头宗是早期中国禅宗的重要一支,作为该宗的初祖,法融以般若真空为本的禅学思想,不同于菩提达摩一系以妙有融摄真空的理路,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独特之处。通过对其传世文献《绝观论》与《心铭》的梳理,明确其禅学思想的核心要旨在于“道本虚空”、“无心合道”,其“无心用功”、“绝观忘守”的修习方法,以及“无情可成佛”、“凡圣亦不二”的佛性思想,无不体现了其对三论宗义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