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满文诗歌的特点

我所涉猎的满文诗歌不多。象乾隆的《御制繙译全韵诗》(一函八册,以下简称《全韵诗》,满汉合璧本)和《御制避暑山庄诗》(一册两卷,以下简称《山庄诗》,满汉文各一册),我大体浏览过。我仔细阅读并译成汉文的满文诗,是呼伦贝尔佐领敖     

李觏易学思想管窥

李觏所著《易论》十二篇，不仅标示出宋代易学义理之端绪，且反映出其坚持自身的学术个性及提倡以《周易》阐扬儒家学理的用心所在。李觏之易学重经世、重人事。他治《易》不徒托空言，将学《易》、解《易》及用《易》看成是一门观察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大学问，突出了《周易》作为经世之书的历史价值。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从习字训蒙到大众娱乐——论蒙书《上大人》功能的历史演变

《上大人》是唐代以来流行于民间的习字蒙书,其取字以方便入门为主,并附以儒家仁、礼思想。《上大人》所蕴含的儒家义理虽一度失落,但其作为训蒙习字的民间教材,一直流传到现当代。乾隆时期,容美土司田舜年为在土家族聚居地区宣扬和普及儒家文化,将"上大人"制作成纸牌,主观上达到了教化的目的,同时在客观上又蕴含了娱乐因素。随着"上大人"纸牌与民间戏曲的融合,《上大人》最终完成了由训蒙到纯娱乐的功能演变。     

宋人对诗歌中义理成分的探索与《周易》的关系

宋诗重理趣。理趣即义理和情趣的统一。宋代诗学有关义理的学说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次飞跃。张载和程颐从哲理的高度论述义理。苏洵提出“风水相遭”的文章学命题。苏轼提出了“有为而作”的诗学命题 ,从本体论上说诗。叶梦得提出了“兴当时事”的诗学命题 ,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上说诗。贯穿在此四阶段和三飞跃之中的则是《周易》所倡导的认识原则     

文明的起源——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

文章以邵雍《皇极经世》、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刘恕《通鉴外纪》与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为例,大略梳理了宋代史学中的四种倾向。宋代学者带有义理意味的历史著作,近似于现代学术的历史哲学,虽与实证方法不同,但其学术作用不失于积极主动,其学术传统仍来自于久远。尤为重要的是,宋人追溯远古鸿荒时代,均以高雅的文明境界作为历史的开端,代表了古代史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趋向。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欧阳修解《易》探析

欧阳修是宋代的易学名家,一生既辨《易》,又解《易》。他采用问答体,通过选解方式,注重从义理角度阐发《易》经,其方法则是“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欧阳修解《易》,有比附人事、喜欢议论、主张经世三个特点,可见他对宋代易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朝鲜古代诗人对杜诗的谚解与批解

《杜诗谚解》是朝鲜最早用朝鲜文注释汉文的翻译诗集,其初刊本与重刊本的出版和普及,在朝鲜儒家文人心中树起了杜诗作为"诗史"的地位;《杜诗批解》系朝鲜人在普及杜诗时取得的第二个重大业绩,在吸取中国一百余人的杜诗注释考证成果的基础上,以非凡的勇气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指正了前人注释杜诗的某些不足的谬误。     

浅析《红楼梦》中的萨满文化

《红楼梦》成书于满汉文化大融会的乾隆时代。曹雪芹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巨著《红楼梦》带有浓郁的萨满色彩。萨满“三界”、“三魂”说,“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观念在《红楼梦》文本中得到了艺术渗透和升华。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孔颖达《诗经》学的北学性质论

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至隋代,随着全国政治统一,南北学术开始合流,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初唐的文化整合却理性得多,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方针。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但从其所据义疏来看,诸儒在整合中表现了平衡南北的努力。与其他几部《正义》多取南学不同,惟《毛诗正义》更多明显的北学倾向,这不仅纠正了魏晋以来的学术偏向,而且有力的引领了有唐一代的学风。     

南宋《九经直音》俗读“入注三声”问题

南宋《九经直音》俗读“入注三声”问题李无未一《九经直音》是南宋宁宗时出现的一种主要采用直音方式为九部儒家经典著作注音的文献。它的作者为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孙奕。因为“取便童蒙”,其音注渗入了许多俗读成分,由此,它成为今人所关注的研究宋代语音的宝贵资...     

《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清末,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称为《汉文典》。这些著作的“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可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也可以意识到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 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来看,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希冀在《汉文典》学史的回顾中,找到研究东亚汉语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系统论视域下的“大学之道”

系统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其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价值系统。《大学》沿袭“修己以安百姓”的义理,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完善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从系统论角度审视“大学之道”,剖析其整体架构,透视其逻辑联系,探究其“止于至善”总目标及落实路径,可以展示其历千百年而日盛的光辉。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政治神话与纬书研究——关于汉朝的纬书和日本人的《纬书集成》

《纬书集成》六卷八本,由日本纬书专家、日本大正大学教授安居香山博士和驹沢大学教授中村璋八博士联合编成(北京大学东语系资料室存有一套)。除正文全由作者以汉文清晰刻写外,正文扉页上方是对文中字句所作的严谨的校勘,下方注明文献出处(丛书简称)。全书凡四百余万言,一丝不苟,令人叹为观止。安居、中村二先生还以日文写成纬书学专著《纬书基础的研究》,安居先生著有《纬书成立展开》(1966年初版的《纬书基础的研究》第95至98页第一次提出“纬书学”构想)。近年来随着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纬书已渐成为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纬书”,就是解经的书,“纬”是相对“经”、即儒家“六经”(亦称“五经”)而言的。其中包括谶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文选》承袭而来,但又不同。在文学观念上,《文选》认为文章“随时变改”,而《文章流别》则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在文体分类与操作上,《文选》不录经、史、子,《文章流别》可能录有五经文字;《文章流别》贵古贱今,《文选》则认为近胜于古。     

《新语》无为思想的儒学渊源

《新语》中的无为思想主要源自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 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新语》的理想治国模式与儒家大同思想相似,而异于黄老道家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