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泽厚的情本体哲学

文章从仁学本体论立场出发,对李泽厚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与《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及其情本体论进行了分析评述。一方面,作者所持的仁本体论与李泽厚的情本体论都坚持儒学立足生生不息的日用常行之传统来谈论本体,从而两者有内在的共通性,但另一方面,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往往还未能摆脱从心理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考察本体的倾向,因而未能从审美层面的情本体进入道德层面的仁本体。仁本体论是对情本体论"下一转语",使仁学的形而上学意义得到充分展开。     

中国古代情感本体的生成及其哲学基础

情感作为重要的人性内容,在先秦有一自觉的过程,自觉后的情感在魏晋和晚明的崇情思潮中被赋予了本体性内涵。情感上升为哲学本体,这是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文化现象,“感之为道”的哲学认识为情感本体的生成提供了哲学基础。李泽厚先生曾据传统文化提出情感本体,来弥补工具本体的缺陷,可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情感本体的产生像工具本体一样,是植根于特定文化土壤中的,并非个人号召而起的文化行为。     

"情感乌托邦"批判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前期强调"工具本体",转向强调"心理本体",特别是提出建构"情本体";李泽厚美学由前期的"实践乌托邦"转向后期的"情感乌托邦".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依然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路线以及意识哲学的立场,而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现代人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确实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建立在存在(生存)本体论基础上,它超越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立,也超越了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的对立.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生存体验,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它能够在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现代社会,为人类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当代哲学走向审美主义,根据也在于此.     

论西方美学与李泽厚美学渊源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典文化是“以乐为中心”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有着西方“游戏说”、“快乐说”的影子;李泽厚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也来源于形式主义美学,他在其理论形成的后期提出了“度”的概念,主张用历史本体论反对任何精神心理实体的存在,这一思想的转变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符号论美学中艺术不是个人情感的自我表现,而是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殊符号的“情感符号”理论也得到了李泽厚的重视,因而其实现了从群体性向个体性、必然性到偶然性、理性向感性的学术转向.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同样影响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李泽厚后期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李泽厚力图在美学上作新的突破,将其后期美学建构的思想基础,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转向到“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从“自然的人化”转向到“人的自然化”,进而以一种个体性、主观化、感性化的历史观来阐释美学现象和关学问题,这就在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一思想依据和前提。这不能不说是对其前期所倡导的“实践论美学”思想的一种“理论背离”。深究起来,李泽厚后期的上述“背离”,既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动因,也有李泽厚个人的心理动因。鉴于李泽厚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性,我们还应通过李泽厚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来简要地分析中国思想界的整体走向。     

工具本体论: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阿基里腱——兼析李泽厚实践哲学种群论视角的缺失与问题

李泽厚是实践美学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学者,因此,对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检讨将围绕李泽厚而展开.关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李泽厚已经在很多地方说过,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他也称之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践”是李泽厚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而“实践”原初的也是核心的内涵,在他那里指的就是人类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即物质劳动.因为突出地强调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进而在人类整个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质就是人类学工具本体论.工具本体论哲学不是全面解释人类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合适理论,尤其是对种群生产在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地位的无视,使其存在严重的理论偏误.如果李泽厚的实践哲学补上另一条腿——种群生产本原论,他的理论大厦也许要稳固安全得多.而在逻辑上,这是完全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这样做了,在他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表述里,实践概念本身就包含有种群生产的内涵,只要回归这个最终表述,实践哲学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弥补这个缺失.     

中国诗学的情感本体论

中国诗学贯穿着一条主体性原则 ,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言志”、“主气”、“缘情”三个阶段。其中“缘情”论历时千余年 ,成为中国诗论的主导思潮 ,由此形成中国诗学的情感本体论。这一学说强调 ,在主体诸因素的综合——“心”之中 ,情感占有根本的、核心的地位 ,抽象的思理不能脱离情感而存在 ;情感是推进想象与构思的动力 ,以情写景 ,以情造景 ,艺术形象是从属于情感的抒发的     

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论康德哲学中的颠覆与回归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康德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他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将认识对象依据认识主体而转移的思维模式确立下来，使以往独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依附于一种主体性的理论，开辟了先验认识的道路。这一颠覆，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面貌。颠覆亦是理性的一种回归，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依其职能各司其职...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困惑

前期的李泽厚困其“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美学观被称为“客观社会派”的代表人物。接着他进一步提出了“制造一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论”思想。后期的李泽厚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进一步提出“情本体”的美学观。前、中、后三期的李泽厚哲学美学观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但也不可抗拒地显示了其哲学本身的内在张力,透视了其美学观对经典文献阐释的有限性。从机械主义走向神秘主义,从群体抽象的人到个体具体的人,从深层历史学到深层心理学,李泽厚美学显得力不从心,逻辑混乱,有时难以自圆其说。     

意向性本体论地位问题的折中解答

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是心灵哲学中的前沿和焦点问题,主要有两种回答,一是意向性怀疑论或取消论,二是意向实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两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而一种新的、既融合了已有理论的合理因素又有诸多超越的折中理论脱颖而出。它尚在发展之中,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折中理论有多种形式,其共同点在于,在“实在”“存在”等本体论概念上大做文章,纷纷提出关于存在的新理论,然后据以说明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这些新的理论既提出了解决心灵哲学问题的新方案,又对相关本体论问题作了不无创新的解答。     

马克思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检视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主题及其研究方法的转向是思维方式的转换。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于确立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实践思维方式”：一方面,实践思维方式不同意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物质本体论”;另一方面,实践思维方式作为观点群内部存在诸多分歧。其中“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最具理论冲击力,它批判了“物质本体论”,也与“实践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但在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确立之后仍然存在疑窦,马克思哲学能否回避本体论？本文认为马克思哲学以“实践过程思维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解释原则。     

形而上的诱惑与本体论的危机——兼论康德、牟宗三、李泽厚的得失

作为生活于时间和空间中的有限存在者,人总希望在有限的时空之外寻找到无限的宇宙本体或精神寄托,以实现自己的终极关怀,于是形而上学便成为一种永恒的诱惑。正是在这种诱惑的驱使下,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才制造出了自然本体论、神学本体论、道德本体论、历史本体论、情感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命题。然而不幸的是,人类的理性并不具备超越时空去探索超验本体的认识能力,我们也便无法建立一种具有学理依据的形而上学。通过认真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然本体论是不可能的,神学本体论是不可能的,道德本体论是不可能的,历史本体论是不可能的,情感本体论也是不可能的。本体如果存在,那也只能是信仰的对象而非认识的对象。正如我们没有权利把信仰变成知识一样,我们也无法将本体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便是"本体论",即所谓"第一哲学"的尴尬处境。     

理学道德本体论的生成进路

理学道德本体论对成德成圣的关注远重于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其主要研究道德如何形成、道德的原因和根据,通过道德本体的建构赋予道德至上性和绝对性。理学家们从神秘性、主宰性的“天”开始,借助天的绝对主宰力量来强调道德的绝对权威;张载以性为本体,将道德的权威由外在的约束力量转向人的自愿自觉;程朱以“天下万物只是一理”将人世伦常的应然上升为宇宙存在的必然,但“理”的外在强制力容易使主体失去践行道德的内在动力,而在“心与理一”的过程中,“心”的感性作用又容易稀释“理”的神圣性。心学批评程朱理学“析心理为二”,提出了“心之本体”,通过“心”来体认宇宙存在的必然和人世伦常的应然并实现其统一,将人的主体性推向极致,但心的个体化、情感化将带来道德本体自我解体的危险。理学道德本体论生成进路的厘清,有利于阐释理学道德本体论的思维特点、理论困境,以及揭示道德本体思想如何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过程。     

李泽厚美学体系质疑

1950年代,李泽厚将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实现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化。1980年代他把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这就是李泽厚的“移花接木”法。李泽厚哲学是工具论哲学,它是起点,也是贯穿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线索。中期李泽厚提出建立主体性哲学,后期又提出“情本体”。进一步强调了感性、偶然性和情欲论,但是,“情本体”和“工具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因此,工具论在学理上桎梏了他学术发展的潜力,使之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为了突破这种理论上的尴尬局面,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三大批判相互参照,用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历史观来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李泽厚试图将“先验”变成“历史”,这历史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总体历史”,而是具有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历史。他同时要推翻两个哲学家,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导致李泽厚的“主体性”变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哲学概念。概念语义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相互抵触,貌似严密,实际上逻辑欠缜密。虽然他自己生造的词语很多,但还是掩饰不住内部体系的紊乱。     

中国哲学的特质：情感与理性的合一——评蒙培元新著《情感与理性》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 ,是中西哲学史上争论的老话题 :在西方哲学背景中 ,两者的对立紧张关系引发了激烈的理性思辨 ,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思辨体系 ;而在中国哲学的背景中 ,理性与情感的融通则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大智慧 ,由此显发出圣人气象 ,遂成圆融境界。蒙培元先生新著《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 12月版 )专门集中深入地探讨了“情感与理性”在中国哲学中的相互关系。在研究方法上 ,采取的是纵向的历史梳理与横向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 ,而归结为一系列中国哲学范畴的清理。根据西方哲学中知识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的分离…     

伦理学史研究的情感之维

道德意识的确立以及道德行为的发生都离不开道德主体的情感参与,所以,不关切道德情感的伦理学是空洞的伦理学,不关切道德情感的伦理学史研究是空洞的伦理学史研究.今日学术界关于伦理学史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情感缺失.呼唤伦理学史研究的情感参与必须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确立道德的非科学性,道德的真正领域是意志的领域,而意志产生于情感而不是逻辑;二是确立情感的非自然性,道德情感凸现的是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由创造,从非道德向道德的跨越要求我们对情感实现从自然性向自由性跨越.     

公平、正义的证成及实现路径

西方17—18世纪源于唯名论的经验主义、狭隘的唯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给人类的道德、正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彻底否定了道德、正义在本体论上赖以生存的形而上学,将人类贬斥为与动物为伍的边缘。为了拯救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公平正义,首先是康德从非本体论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出发,论证了理想主义的道德;其次是现象学派的舍勒从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构建了道德的本体论,论证了价值的实在性、价值模式的多层次性、知识的多元性,并提供了“善”的判断标准;而哈贝马斯在康德的理想主义形式主义道德、舍勒的实在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一反“独语论”、“单主体性”的道德论证模式而采取“主体间性”,实现了从“单主体”、“意识理性”、“先验道德理论”到“交互主体性”、“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为道德伦理正义、政治哲学的程序化转向提供了哲学上认识论以及世俗理性的重构基础,提出了现代道德、政治正义得以获致的程序模式和程序原则。      

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本体诠释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从五个方面解析了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认为他的本体诠释学从多方面沟通了中西哲学,他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并提出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知识与价值合一的心性论和儒家道德的辩证观及管理哲学的伦理工程,努力达到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进而走向世界。     

巴迪欧本体论思想及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启示

巴迪欧杂糅存在论、公理体系集合论和当代主体学说,重建本体论哲学。巴迪欧认为西方传统本体论把万物归于本质存在,是“计数为一”的运算,真正本体是进行计算前的“纯多”,是未被纳入人类知识体系的“不可辨识之多”。借助集合论,巴迪欧把“不可辨识之多”的本体存在与空集相联系,进而借助选择公理和保罗·科恩的力迫法,证明数学也需要主体“力迫”介入。巴迪欧意在证明本体存在处乃真理诞生处,在主体的调研和类性延展等忠实程序下,发端于本体存在处的“不可辨识之多”的偶然性事件将演化为真理。从巴迪欧本体论思想看,相对于西方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就是“不可辨识之多”,是人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表达的是本体存在的真理,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