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关于"中国禅"

禅是佛教的重要内容.佛教输入中国,在中国悠久而丰厚的文化土壤上实现"中国化".重"定"的,主要是"方法"的"印度禅",被改造为重"慧"的,主要是作为修证"目的"的"中国禅".南北朝时期,竺道生等人从理论层面发展出以"心性"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禅思想,达摩等人则主要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加以发挥.到唐初,形成了宗派佛教禅宗.禅宗进一步发展了以"心性本净""明心见性""自性自度"为纲领的"中国禅"的宗义体系,取得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成果,实现了佛教的全面革新,对唐代以后的社会生活、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诸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禅宗:宗教的超越

将佛教引入到学术中来,是近现代学术的主要特色,禅宗是中国佛教特殊的宗派,它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但值得深思的是,禅宗是否属于宗教?这不仅关系到宗教或佛教本身,而且也是超乎了宗教或佛教本身的重大学术问题。     

禅与文学创作和审美中的空白意识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将弹与艺术进行了比较，艺术家的世界是一个自由创造的天地，而这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只有来自直接的直觉或直观，只有直接地出于事物的“如如”状态，没有受到感官和知觉障碍的如实之境。他们以无形和无声创作形态和声音，就此程度而言，禅者和艺术家并无二致。禅者即艺术家，艺术家就是禅者，因为他们都是悟道之八。禅宗是有别于中国其他佛教宗派，更与印度传入的佛教有着很大差异的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它强调其体验的超越性，追求一种超越有无、是非、得失的自由境界，这种禅宗体验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王个方…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法华经》中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在天台宗中的运用

"宗教对话"是当代宗教界和宗教学界的时髦话题,这个话题原本是在基督宗教的主导下提出来的,但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宗教的响应.不过,"宗教对话"本身并非是什么新事物,印度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发展到大乘佛教时便主张"宗教对话",而以大乘佛教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在"宗教对话"的思想和实践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分析了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宗教对话"思想以及依据<法华经>而成立的天台宗调和大小乘以及会通儒佛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基督宗教的"宗教对话"思想是应景的、外置的,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宗教对话"思想,而大乘佛教的"宗教对话"思想则是内在于佛经因而就是佛教教义本身.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中国文化的杰作——禅

“禅”的概念产生于印度,梵语为Dhyana,音译“禅那”,义为“静虑”或“思维修”。禅,首为古印度《瑜伽经》所用,“瑜伽”极类似于我国传统的气功,禅被引进佛教,编入“八正道”中的“正定”,亦入“三学”中的“定学”,佛祖释迦牟尼把它作为调练心意、专注一境的修行方法。禅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态发生了三次蜕变;一变而凝结为禅宗的教义;再变而扩散为一种文化素质和艺术精神;三变则是在近代日本和欧美,发展成为精神拯救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易相与禅说

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道无所不在,而易道无所不包。禅易的特质逻辑地决定了其融合的历史必然性。禅本不立文字、不可说,然又不能脱却文字、不得不说。禅家借易说禅,以易的阴阳变化与图象思维巧妙地创造了禅宗新的言说方式,是禅易会通的杰作;同时,所构建的禅宗易学,也是对易学宝库的丰富,值得在易学史上大书一笔。     

禅在中国文化中的走向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仔细想来,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禅在佛教各派中,恐怕最难通俗化,但它却最能产生通俗的魅力。”禅宗确是中国佛教的特胜法门,香火最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天下名山僧占多,而禅又在佛门净地中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如此特殊的佛教宗派,却在中国佛教史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柳田氏的回答很简单:“禅只是一种被选中的宗教而已。”①这个回答有道理,不过却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我们又会产生新的疑问,比如:禅被谁“选中”?它为什么会被“选中”?等等。实际上,禅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形态发生了三次蜕变:一变而凝结为禅宗教义;再变而扩散为文化素质和艺术精神;三变则发展为精神拯救和心理分析方法。要弄清“选中”之秘,必须对禅的足迹进行跟踪扫描。     

临济义玄思想的道家渊源

从本体、透显本体的方法以及现实生存三个方面,对临济思想与中国道家学说进行了比较研究。临济禅作为中国佛教的一种形式,秉承了印度佛教的宗教本质,但其思想受到中国道家的深刻影响,从而开出了禅学实践的现实维度。道家因而成为临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从文人书法看禅宗的美学思想

禅宗,中国佛教六大宗派之一,中唐以后逐渐超越其它宗派,成为佛教主流。通过与中国本土儒、道两家的不断融合逐渐渗入文化、艺术体系之中,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柱之一。禅宗所体现出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禅宗美学思想的性质,通过对文人书法形式、风格的梳理,可以理出禅宗与书法本质上的深层次联系以及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禅宗美学思想。     

"二谛"理论在中国佛学中的发展

"二谛"理论是佛教学说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二谛"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天台宗、禅宗这两个极具中国特色宗派的佛学思想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     

楚山绍琦禅师念佛禅思想的基本特征

楚山绍琦禅师在继承五代时期永明延寿“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禅净融合理念与具体的修持方法,我们可以称其为“念佛禅”。这种思想与实践不但使楚山禅师成为塑造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一代领袖,对中国佛教内禅净融合趋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今天佛教宗派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汉传佛教的复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天下。大乘佛教慈悲救度的价值取向、扫相显空的思维方法与众生皆可成佛的心性论思想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这种对应就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根源。而儒道学术史上融合兼综的传统又培养了中国义学僧人融纳会通的精神,使大乘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圆教形态。     

印度部派佛教争鸣的历史意义

早期佛教的分裂与衍行是古代印度奴隶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部派佛教的争鸣对大乘佛教的兴起在宗教理论上有重大影响，并对佛教思想文化渊远流长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安庆禅宗文化流传与旅游开发初探

禅宗是中国佛教教派中的重要宗派之一,是中国化的佛教。安庆是禅宗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个据点,有众多的禅宗文化遗存。通过分析禅宗文化的特点、安庆地区的禅宗文化流传情况,并在安庆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庆禅宗旅游开发新的开发模式,即区别于已有宗教旅游路线,走综合旅游开发之路,整合安庆各县的禅宗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在禅宗特点景观设计、禅修式旅游产品开发及禅宗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度、长期可持续的旅游开发。     

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再思考

佛教中国化的课题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也是观察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有高度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当前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总体方向下深入拓展佛教中国化议题的学术内涵,深度及广度,构成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挑战。为此本文通过重读前贤的论述,厘清佛教在地化及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源于佛教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系统论证从印度大乘经典的思想建构,到中国古代佛教的义理诠释,无不融贯对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为基于佛教内部视点深入评估佛教中国化议题的思想方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学术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