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治学特点平议

刘师培身处清末民初．其学术亦由传统走向现代,终归完成了现代蜕变。刘师培是刘氏家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左传》学多承自家传。刘师培治学试图纠合传统学术分歧,等视经史、平分今古、持平汉宋、会通中西,但是随着现代学术观念与学科的建立,他的努力最终并没有结果。综其一生来看,刘师培在论学上力求会通,但有时将彼此互异的东西纠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矛盾,融而未化是其特点。在生命晚期,他沉浸学术之中,在学术上逐渐走出经学误区,走上了学术专业化的道路。     

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哲学史上的矛盾观

韩非子的“势不两立”矛盾观、老子的“两极转化”矛盾观、孔子的“中庸之道”矛盾观,都是各有精华与糟粕的。我们应该全面正确地认识它们,并吸取其精华,除去其糟粕,建立全面的、深刻的、科学的立体矛盾观。     

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     

从刘知几《史通》看作者的语言观

刘知几在其史学著作《史通》中多处论及他对语言及语言运用的看法。本文撮其精要，列出刘氏语言运用的六个方面，即：１．注意到语言的历时变化；２．注重语言共时的差异；３．提出语言运用的准则；４．注意词义的差异区别；５．提出自己的史学修辞观．６语法、训诂方面的观点。最后论述他的修辞观和文体语言观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北宋名儒李复及其文学观研究

李复是北宋关学代表人物之一。然而,由于正史无传、著作亡佚等原因,其学术经历、个人身世、著作版本等基本问题都还有待于继续梳理考证。李复论学以"礼""气"相尚,从其《潏水集》中可较为全面地了解其文学创作观。从李复诗文中散见的文学观念看,他十分强调作品的"理胜"和"济用",对那种追求藻饰、气格卑靡的作品则持否定态度。但与此同时,李复也并不反对作品在注重质实的同时讲求修饰,崇尚澄淡精致,自然浑成。其集中亦多铺陈刻画、精心錘炼之作。这说明,李复的文学观持论还是较通达的。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王船山宋代观探赜

王船山究观历代政治得失,于两宋尤为措意。其宋代观,常为后人简括为“陋宋”,但这一概括并不能体现船山论宋的精要与复杂。事实上,船山于宋代,苛评之外亦多有称扬,这在其讨论宋之贵士传统、“祖宗家法”以及思想学术等方面均有呈现。其苛评更多是船山作为明遗民深负家国之悲的激愤之语,有着鲜明的夷夏之辨之背景。透视船山宋代观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船山的历史哲学以及全面地把握宋明理学均颇有助益。     

论张溥的散文观

张溥为复社主盟、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张溥长于散文,其文在当时颇有影响。爬梳张溥《七录斋集》四种全部诗文,其散文观可概括为以文为史、文质相符、文以情生、文须有气、文须有法、文贵清雅、由雅返古等七点。在复古运动如火如荼,“前后争胜,各以相反为高”的明代,张溥的散文观表现出平和博大的特点。     

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

孔子把人之真性真情作为“仁”的基础 ,郭店儒简的“性”、“情”说是“接着”孔子讲 ,其内容包括以“天”为根源的“性”、“情”观 ,以“性”、“情”为基础的人 (仁 )德观和以“习”、“道”为机制的“性”、“情”涵养观 ,最终将人之“心”、“性”、“情”定位于价值的论域 ,而接近于孟子。从思想特征看 ,它是上承孔子仁学义理的早期“弘道派”与接受仁学义理熏陶的治《诗》派、礼乐派思想的初步结合。     

海德格尔后现代科学技术观之追问--纪念海德格尔逝世30周年

海德格尔是20世纪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通过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的批判来追问现代科学观与技术观,从而揭示出现代科学最主要的“研究”本质以及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座架”特性。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我们解决因科技所引起的诸种社会问题是大有启发的。     

“观”之神秘性探源

“观”,作为中国文化的元关键词,具有很强的构词功能,形成“观象”、“观风”、“观化”、“观志”、“观心”、“观文”、“观乐”等一系列文论关键词.在汉语批评的现代文化语境下,“观”被简单地等同于“看”,其与生俱来的神秘性和超感性长期被忽略或遮蔽.通过字形、器物和字义的溯源,可以梳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从甲骨文中的猫头鹰形象,到器物上的鸱鸮造型,再到字义演变过程中超越感官的“非常之视”,“观”的神秘性一以贯之.唯有对“观”求根、解密并在此基础上还原其神秘性与超感官性,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与重新诠释诸多以“观”为词根的中国文论关键词.     

蒋梦麟的大学学术观及其实施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蒋梦麟在长期而丰富的大学教育管理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其独有的大学学术观.他的大学学术观的核心内容是:厚重学术,倡导学术自由.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一些提高学术水准的措施得以实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0世纪中国唯美批评理论探析——朱光潜的语言批评观

朱光潜在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过程中阐发了对语言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看法,展示了独特的语言批评观:言意观,发展观,语用观,风格观。言意同一,言意相随,言是意的组成部分是其言意观。文学语言的发展创新是民族语言发展创新的关键,白话代替文言并适度欧化是其发展观。“修辞立其诚”是其语用观。人格与风格同一,风格也受到潜意识的影响等是为风格观。文学语言一是表现二是感动是其功能观。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选择的批判》之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的视角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这本书,副题是“与李泽厚对话”。刘氏是靠此“对话”而驰名学界的。李氏是文坛公认的权威,刘氏斗胆向权威挑战,这本身就具新闻性。“对话”的新闻性给刘氏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即在激动青年学子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深究“对话”将为中国文化建设带来什么。共时态“轰动效应”冲淡了历时态学术评判。有人甚至将“对话”的一时轰动简单地归咎     

论马克思实践观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哲学界开展的实践问题的讨论 ,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超越论”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虽不乏深刻与睿智 ,但也不难看出以往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因为这些观点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传统实践观的基础上 ,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仅仅归结为生产实践 ,而没有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实践观变革的内容 ,没有说明马克思实践观同传统实践观的原则区别。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实践观 ,是对道德实践观与生产实践观的超越。     

先秦儒家贫困致因思想研究

个人贫困观和结构贫困观,是源自西方社会学的贫困致因理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普遍认为统治者应该对百姓的贫困负主要责任,并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让百姓脱贫致富的设想,其贫困致因的核心思想可归为贫困结构观.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核心内涵,并嵌入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体系中的“贫困天定论”的影响超过了其贫困结构观,并内化为一种世俗的道德信仰或文化氛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个体思维、群体意识及统治理念.在许多国人潜意识中,至今仍然认同具有宿命色彩的“富贵在天”.以“责怪受害者”为核心内涵的个人贫困观在中国社会中没有成为主流贫困观     

涂尔干的人性观、社会观、科学观和方法观

本文运用文献法,分析了涂尔干的人性观、社会观、科学观和方法观,并认为其中的社会观,特别是“自然社会同构论”在这“四观”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涂尔干为什么被誉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个问题,而且为理解实体主义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     

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近代,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而,近代散文观也在由“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骈散观”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大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在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多元建构的文学转型格局中前行.这一新变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

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 ,道家文化与浪漫主义文学观最有契合性 ,由此决定了作为异质性存在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对本土道家文化资源的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利用”路径 ,也就是说 ,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入过程中多有道家文化式的“改写” ,并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身份”。而道家文化的深潜影响某种程度上也纠正了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之于中国本土现代时段的时空性“隔膜” ,从而使得浪漫主义文学观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生根、滋长 ,并形成为蔚为大观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