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以后,应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并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在改变其阶级内容后,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一般表现为普选制、代议制、政党政治等具体形式,这些形式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政体中,将具体表现为:创立新宪法,法权高于党权和政权,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法治国家;建立代议机构,中央与地方合理划分职权,实行中央集权制与高度的地方自治相结合,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国家政权机构;实行直接民主制,国家官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广泛吸收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按照人民民主的原则把政府组织成为真正的“廉价政府”。这些思想和价值理念,今天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无疑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试析列宁的国家机构改革思想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从理论成为现实。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列宁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苏维埃。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拥有革命的同人民极密切联系起来的工农武装力量。二、苏维埃政权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不可分割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关系。三、这个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是以往那种经过官僚手续产生的官员,而是通过民意选举产生并可按照民意而更换的。四、它不是高高在上的,保证同各行各业都保持紧密的联系,能够不要官僚而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现代国家与权威危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及受挫原由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内在逻辑是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性集权的民族国家,具体而言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情景里,中国社会连续出现了权威危机,导致政治秩序混乱无序,致使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在弱势权威的无力支撑下仓促展开.不论是北洋军绅政权还是国民党的党治体制都难以彻底化解这种危机,并最终因为无法形成有力的现代性集权政权而移交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导权.     

从全能权力到公共权力:政治权利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从全能权力向公共权力的转化.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公共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关节点.     

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现代国家认同与国家权力合法性分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现代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意图所在,亦是国家权力合法性不断得以强化的必然产物.本文提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现实依据来自于主权和三种国家特性(民族文化正当性、政治法律正当性、社会经济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程尤其要注重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建设和维护,在政治法律正当性和社会经济正当性上也有若干问题需要澄清.     

革命与超越：“人民”概念的中国化

现代国家源于人民的普遍承认,人民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启蒙思想家把人民视为享有自然权利的抽象个体之聚合,是理性视域下的公共人格。马克思超越了启蒙思想家的抽象认知,从理性领域深入到社会历史中,把人视为受到经济社会关系束缚的人,阶级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形成的阶级联盟就是人民。在革命进程中,人民概念在毛泽东的界定下实现了中国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与阶级联盟性质的基础上,人民概念有助于区分朋友与敌人、判定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来源、社会动员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为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语境下,人民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本体与动力,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迈向更高历史阶段的倚靠力量,是历史本质得以真正实现的推动力量。     

“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确实应该重视——回应夏美武等先生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为了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保留国家机器是必要的。然而,在自我赋予执政权力、自我传宗接代、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党如果不下力改造这种国家机器,却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相异化。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兑现宪法已有的民主承诺应该是第一步。     

重构国家:后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类型研究

世纪之交,全球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特点是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在转轨过程中,后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制度框架、组织体系、价值系统与社会结构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原有集权型的国家结构模式,由于无法应对后社会主义国家整体性变革的需要,而逐渐在制度层面被社会变革势力所改造或解构。然而,无论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体制的构建,还是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都需要一个成熟稳定的国家权威结构作为主体性的支撑力量。因此,"重构国家"成为大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时期的重要政治使命。     

论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从全能权力到公共权力:政治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从全能权力向公共权力的转化。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公共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关节点。     

论政治国家的限度

政治国家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国家淹没公民社会,社会被高度政治化,无法形成良性结构;背离公共利益,导致“制度僵化症”,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实;权力寻租,导致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乃至社会动荡。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次。     

列宁的苏维埃代议制民主思想研究

工兵代表苏维埃是苏俄的人民代表机构,即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这标志着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的形成,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列宁的代议制的思想由人民代表制思想、人民主权思想、选举制度思想、人民代表机关思想、民主监督思想等几个方面组成。列宁的苏维埃民主思想不仅奠定了无产阶级真正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论基础,而且以伟大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一条真理,即只有建立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     

试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我国国家机构组建和运行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项根本制度。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制是根本对立的,它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有利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改革和完善国家机构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一)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的政权组织,则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使国家机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成为能够实施正确决策,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的政权组织。因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     

社会主义国家干部委任制弊端之我见

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的伟大尝试。马克思说,巴黎公社这样的国家政权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为这种新的国家政府成员产生的方式、过程及其薪俸,都根本不同于过去一切旧国家政府的官吏。在政治上,组成政府的干部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在经济上组成政府的干部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工资的水平。     

论国家的选择性控制政策对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影响

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是指农民对作为国家公共权力代理人的基层政权的认同。一般认为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其没有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本文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没有看到更深层的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我们不否认基层政权的自利性对其合法性的影响,但国家的选择性控制政策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使得基层政权处于合法性危机的边缘;另一方面,它客观上诱致基层政权对国家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和赢利性行为,从而加剧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本文的结论(政策含义)是国家改变其选择性控制的治理方式为公共服务,才能真正缓解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