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金融规制的动态博弈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原动力。金融创新使传统的金融规制效力递减,并造成放松规制的压力;金融创新对扩大金融规制领域和加强金融风险规制提出了现实要求。从金融创新与金融规制的博弈角度来看,当一段时间金融出现违规猖獗时,金融规制部门将加大违规惩处力度,但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长治久安来说并无多大好处;而加重对金融规制者失职的惩处,减小了违规者的违规概率,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金融公平与效率建设。     

内外冲突凸显期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02~2012)

2002~2012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显著特征,步入内外冲突的凸显期和加剧期,并对同期金融改革提出了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迫切要求。这一时期的改革在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金融机构重组与改革、金融市场拓展与深化、金融开放扩大与交融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改革不彻底、不及时、不协调,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市场化悖论"等问题,这些成就和问题成为后续金融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外资金融规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以银行业为例

外资金融机构陆续"入境"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对国家的外资金融规制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在坚持科学性、导向性、系统性、独立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以IPO模型作为基本框架,运用AHP-GPR模型进行指标赋权与评价得分计算,并对评价实施的流程和反馈机制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并应用"中国外资金融规制评价指标体系"的设想,为完善中国外资金融规制提供了一种工具,也有助于考察既定规制的实际效应。     

完善金融法治建设与政府金融规制改革——基于转型时期的逻辑与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如何完善金融立法建设和推进政府金融规制改革,以此引领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已成为理论界和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借鉴演化经济理论分析政府金融规制的生成、演化、“基因”影响和体系形成过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对目前中国政府金融规制体系和特征进行归纳;针对政府金融规制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本文提出统一政府金融规制机构设置的观点,在构建“双参与”和“双评估”流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规制目标”和激励机制的正向作用机理,说明了评估流程设计对于政府金融规制效果起到修正和改进之作用.     

2008—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及规制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

自2008年以来,欧洲与美国等经济发达的西方经济体相继爆发债务危机、信用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严重增长停滞,发展前景令整个社会堪忧。特别是如美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原经济强国,更是债务危机进而金融危机令世人大跌眼镜。那么这些国家危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所在,是表面上社会看到的国债发行危机、欧元经济体危机、金融问题,还是更深层次有关经济财富增长、制度认识和构建上的问题。欧美金融市场自二战以后的规制建设,经历了由"扶持"到"攫取"的深刻变化,其监管体系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规制变化引起的。去其糟粕、吸其精华,是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金融规制时应坚持的态度。     

论金融服务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规制

金融服务提供者同时服务于多个不同利益且满足一个利益可能牺牲另一个利益时,即产生利益冲突.有效规制利益冲突是维持公平、有序、高效的金融市场的核心,其主要对象应是知识与技能受客户依赖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如受托人、代理人、投资顾问等.在许多国家,对利益冲突的规制已由以回避为中心转为以管理为中心.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日益重视规制金融服务中的利益冲突,但完善的利益冲突规制体系尚未形成.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立法体系的构建——以日本的立法经验借鉴为视角

日本自上世纪末启动新一轮"金融大爆炸"改革以来,为因应金融自由化对传统金融法制的冲击以及金融纠纷高发的现实,一方面,日本学者在消费者法和金融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金融服务法理论;另一方面,立法者也力图通过推进包括金融服务统合立法、加强消费者法与金融法的衔接等为代表的金融法制改革,以适应由投资者保护向金融消费者保护转变的潮流。我们借鉴日本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问题上的理论和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统合立法体系,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     

开放金融市场刍议

开放金融市场,对于改革金融,促进商品货币关系和信用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开放金融市场的有关问题谈几点意见。一、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依据金融市场是金融债权人与债务人互相接触,进行各种金融工具或证券自由买卖的场所,即同类金融工具或证券同一时间受同一价格支配的区域。它是社会资金自由分配的一种工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生产的大规模发展,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已是改革金融体制、搞活金融、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其理论依据有五条: 1、开放金融市场是健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重要内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除运用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外,还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发展和完善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控制体系。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有代表性的是与商品供求有关的商品市场,与资金供求有关的资金市     

论政府医疗规制制度的完善与优化

政府规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中国医疗行业的种种问题是由于面对医疗市场失灵而缺乏科学有效的政府规制制度体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规制失灵。因此,中国未来医疗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在推进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改进和优化政府规制制度,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机制的有机结合。     

金融改革的障碍及对策

在前几年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中,我国的金融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但是,就金融体系促进社会资源配置这一功能而言,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具有竞争性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依然没有真正形成。金融运行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障碍,限制了改革的深化与健康发展。     

论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识别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有系统重要性与一般性之区分，如何识别出系统重要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金融监管亟待解决的前置性基础问题。首先，识别的对象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概念上有别于央行《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其次，面对我国金融监管识别主体多头并存、识别标准含糊不清、识别程序缺失不明的现状，有必要纳入域外监管识别经验，对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识别主体、标准和程序等予以明确和重塑。为促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识别的顺利开展，在2023年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可尝试以新成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为主导，加强既有金融设施的合并，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塑造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金融设施法。     

东南亚国家金融法律环境探析

文章探析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法律环境的各个方面,分析重点国家的金融体系及其改革、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及其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监管、金融改革提供启示.     

中国金融改革的蓝图与路径——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论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定下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蓝图与路径,既反映了现实经济的要求,也表明了政府对于金融体制全面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决心。这次改革将对金融市场的规则、运作机制、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及监管方式等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特别会深刻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益格局。同时,中国金融改革蓝图透露出将加快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金融业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的信息。近期内,在利率、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准入及退出、股市等方面都会有大动作。作为一场重大的制度改革,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能否让新制度安排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这场金融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金融改革是当前整个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它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对金融改革的重大问题和关键任务进行系统梳理与理论分析。     

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创新监管法律框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监管必须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鉴于我国目前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尚未成体系,当务之急是理清法律制度的总体框架,为制度构建指明方向。我国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应包括三方面内容:制定《金融创新促进法》作为规范金融创新的基本法律;完善规制特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特别法,夯实金融市场法律基础;制定《金融监管组织法》调整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范畴的确立,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而金融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塑造与新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运行机制。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金融运行机制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央银行按宏观计划调控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引导微观金融运行”,即“中央银行→金融市场→微观金融”,这一运行机制模式突出了计划金融地位,弱化了金融市场的资金优化配置的决定作用。面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中央银行→金融市场→微观金融”运行机制的旧框架,真正建立起“以市场金融调控为主、计划金融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型金融运行机制。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下,传统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不断暴露,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囿于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监管框架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面临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稳固、新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深受内外双重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诸多障碍,中国须夯实国内经济基础、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构建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试论市场经济深化的金融前提

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完善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观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过程,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往往滞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并时常产生抑制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所产生的通货膨胀、经济运行缺乏效率与金融改革滞后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金融市场中,改革金融企业的产权形式、货币的市场价格决定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得尤为重要。要通过转变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发挥金融市场效率、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等措施,大力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     

政府规制改革:从公私合作到新公共服务——以城市水务为例

通过分析公私合作在我国水务产业中的运用,发现我国水务规制中存在着规制目标偏离、政府承诺缺失、规制机构权责不明确、规制机构的规制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等问题。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重视公民权、强调公共利益"的理念,我国水务规制改革的范式应从公私合作演进到新公共服务:以公共利益作为水务规制改革的最高利益标准;将中介组织和公众纳入规制主体;对规制机构进行再规制;建立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在规制方式上引入对话与协商。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中的金融企业合规治理

数字经济背景下对金融数据跨境开展必要规制已成趋势,有此内在业务需求的金融企业亟须加强合规应对。基于合规的多重内涵,我国跨境数据流动中的金融企业合规应被建构为一个三维面向的综合治理体系。其一,法制立法是前提,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立法的本质即安全与自由的利益平衡,现行立法中金融企业与金融数据的关系错位却导致利益失衡,通过回归立足金融数据本位立场的金融企业合规中心视角方能实现利益再平衡。其二,内部合规是核心,既要贯彻预防性规制理念赋予金融企业强制性合规义务以实现自治的法治化,构筑起立基全周期保护义务的全流程合规体系;又要完善“规制-自我规制-元规制”三环耦合,在框架性原则下促进法治与自治良性互动。其三,行政监管是保障,为因应多头监管困境、金融科技挑战与合规动力不足现状,须由统一监管主体创新监管科技、建立多重合规激励。面对实定法依据缺位和未知动态风险,可引入监管沙盒为上述构想落地提供容错纠错的试验机制。     

全球金融衍生市场监管改革趋势及中国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传统金融衍生监管体系的制度缺陷,即金融衍生市场发展与证券监管体系的"三重不匹配".在后次贷危机时期,全球金融衍生市场监管体系面临重构:从伦敦峰会到多伦多峰会,G-20已经将金融衍生市场监管改革作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监管改革的重点.为适应次贷危机后的全球金融衍生市场监管趋势,中国金融衍生市场发展和监管模式构建,包括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有序发展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市场透明度、结算制度建设、监管协调等一系列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