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艺术起源的多元性

文学艺术起源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神创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 ,模仿说等。而建国后在我国文艺界则公认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本文认为 ,文学艺术的起源是复杂的、多元的。一元性观点是偏颇和不全面的。文学艺术是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 ,它起源于复杂的、多元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陶渊明故里之争评述

渊明故里之争,由来已久,主要有宜丰、九江、星子三说,而于九江、星子二说中,又有诸多说法。本文对各种有代表性观点作了梳理和评述。     

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本人有过错应否成为表见代理的特殊构成要件之一,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本文首先对两种学说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评价,然后考察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表见代理制度的相关立法例,在此基础上,笔者从价值和法理两个层面上对两种理论进行了剖析,最终得出了"双重要件说"相较"单一要件说"更加合理和科学的观点.     

法律解释的目标

法律解释要探求的法律意旨是什么,主观说认为应当是立法者的看法与价值观,客观说认为应当是内在于法律文本的理性目的,其相同之处在于都相信有一个确定的法律意旨。这种确定性的主张遭到了语言哲学与哲学诠释学的非确定性的挑战,然而只有法律解释的确定性才符合法治的实践与要求,德沃金的法律"整体性"观点是实现法律解释的惟一正解。     

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史记》辨旨——关于《史记》创述宗旨三种观点的现代解读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 ,古今学人对《史记》的创述宗旨提出了多种见解 ,实录说、发愤著书说、谤书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看法。这些观点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 ,立论各有所据 ,但均对《史记》的创述宗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误读。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解读 ,探析出现这些误读的原因 ,探讨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文化内涵 ,既可加深我们对《史记》及《史记》研究历史的了解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不同历史文化心态的视角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兼论《侵权责任法》第8条之规定

共同侵权行为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流学说,不同的学说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标准持不同观点。主观说之"共同"在于"共同过错";客观说之"共同"在于"因果关系不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其"共同"在于"共同过错"。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起点问题,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即"晚清"说、"五四"说和整体观照说.综而观之,一个大体全面而客观的划分姿态应该是:既整体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不用概念和政治作人为的隔裂,又不回避对起点的界定,但起点一定是某一个时间阶段,是总的历史和时代语境等因素"合力"催生的结果, 而不可能是某个人、某个时间点或者是某篇著作和文章.     

本与末——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

王国维把自己提出的"境界"与中国古代的"兴趣"、"神韵"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本"与"末"的关系,近百年来,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实际上,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的诗学原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本"与"末"的关系,王国维的"本末说"本身恰恰是近代东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传统统计学习理论的发展和拓广——《不确定统计学习理论》书评

统计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由Vapnik等人提出,到90年代中期发展较成熟并受到世界机器学习界的广泛重视,现已被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认为是处理小样本学习问题的最佳理论。由于统计学习理论是基于概率和实随机样本的,该理论难以处理客观世界中大量存在的基于概率和非实随机不确定样本的学习问题,且难以讨论基于非概率和非随机不确定样本的学习问题,再加之基于概率和实随机样本的统计学习理论本身亦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建立统一的基于概率和不确定样本（随机、随机集、不确定集、模糊、粗糙、复值和集值）的统计学习理论与基于非概率和非随机不确定样本的统计学习理论（两者统一称为：不确定统计学习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论占有的法律性质及其涵义

占有的性质和涵义是"占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主要有"事实说"和"权利说"两种观点。前者主要从"法律保护前的视角"考察占有;后者有从"法律保护前的视角"考察的,也有从"法律保护后的视角"考察的。从问题之间的联系来看,"法律保护前的视角"值得肯定。但是,从结论上看,它们都没有完全或正确地揭示占有究竟是什么。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占有是一种不依赖权利、仅表现为利益的事实;在本质上,占有是个人物质利益和作为和平秩序的社会利益的统一体;在形式上,占有是手段性占有和目的性占有的统一体。     

孔颖达的词类说——以《春秋左传正义》为例

孔颖达认为汉语的词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义类",另一是"语助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实词和虚词。他无论是在释词或释句中都蕴含着对词类的揭示,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训释方式表明不同的词类,文章具体分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隐性的词类揭示。     

论于越的族源

有关于越的族源,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1)于越是汉族祖先从西南出发的外迁与驻留;(2)"越为夏裔"说;(3)"越为土著"说。文章对这些观点作了详尽的辨析,阐述了于越的族源问题。认为相对于理论探讨和文献记载,新近发现的考古材料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人心与人欲——《〈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之辨误

《〈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一文认为,《语类》卷七十八两条语录中"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指出此误造成较严重后果,并就国内多名知名朱子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辩误》发表以来未见学界回应,其观点为台湾知名学者李明辉先生所采用。仔细体会这两条语录的语义,考察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分疏定位及历史渊源,从文献、义理及朱子后学的看法证《语录》不误,《辩误》实误,其误源于以绝对、单一、静止眼光看待朱子人心、人欲说,忽视了这一对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多样涵义,遮蔽了朱子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形成过程的艰巨性。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

一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文对此观点提出了否证,认为,"三个组成部分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误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也不利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章提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但不同于"三个组成部分说"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体系.     

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

目前对于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区别问题的讨论,有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种认为,逻辑矛盾就是辩证矛盾。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说:A而且(?)“既是逻辑矛盾又是辩证矛盾。两类矛盾实际是同一个矛盾在不同领域中的两种表现,或者说是两种逻辑对同一个矛盾的不同的观点和处理方法。”另一种观点认为,辩证矛盾就是从不同的意义(方面)来说的矛盾。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说:“辩证矛盾的命题不是从同一个意义(或方面)来说的,而是从两个不同的意义(或方面)来说的。”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是从形式逻辑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前者把辩证矛盾等同于逻辑矛盾,后者把辩证矛盾肢解成两个独立的部分,从而也就取消了辩证矛盾。我对这样两种观点,未敢苟同。本文仅就以下两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王夫之论字音

王夫之注重学理,考证字音,倡导反切注音,认识到古今音差异而彻底否定叶韵说,尤其是在多音字的读法方面,反对无别义而有别音,认为方言不可取、"地从主人"不可取的注音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对于我们简化普通话中许多不必要的多音字的处理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美德和幸福的统一何以可能——西方道德与幸福一致观念的理性反思

西方伦理学者关于德福一致的观点可以划分为内在一致论和外在相关论两种,"个人美德与物质幸福统一"之类观点属于内在一致论,而认为"道德是幸福实现的工具和必要条件"之类观点则应当属于外在一致论。把德性列为幸福的重要内容,将德性直接等同于幸福本身,这类观点可以简称为"内在同一论"或"直接统一论";外在相关论一般都认为道德是幸福实现的工具和必要条件,可以简称为关于美德与幸福统一观念中的"工具论"、"条件论"。无论是"直接统一论"或者说是"条件论"及其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经典性命题,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甚至说相当的合理性成分,并且对后来直至现代幸福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主要由于客观存在的历史背景方面的原因,致使它们在总体上都还存在着一定和明显的偏颇、缺陷或者说是硬伤,有必要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幸福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对西方伦理学德福一致观念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等进行深入分析和理性反思。     

王夫之情景论的三个维度

王夫之的"情景"论是理解"情景"说、"门限"说、"兴观群怨"说的法门。三个范畴各有侧重,互有联系。王氏"情景"说以景情关系为核心观点,增加了新的诗学范畴。"门限"说强调"景"是诗人的"身历目见",又必须为情激活和笼罩。"兴观群怨"说将"兴、观、群、怨"看作四情,沟通了读者与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教思维定势,融通了文学功利性和文学艺术性。王氏"三说"融会"情"的内涵、"景"的来源和样式,并以二者相互关系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三维的动态理论体系。     

“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