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如何认识灿烂辉煌的“红学”

一、“红学”的内涵：也可说,什么叫“红学”。我们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红楼梦》的科学。也可以说：是用科学的发展观来研究《红楼梦》,才称其为“红学。”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我研究《红楼梦》几十年得出的结论。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新国学”论纲(下)

二十四政治关系是一种法制关系,法制关系是靠政治权力维持的;经济关系是一种金钱关系,金钱关系是靠交易双方的合同契约维持的;文化关系是一种精神、理智或情感的关系,精神、理智或情感的关系是靠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了解、同情和理解维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合同契约关系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破坏,经济关系就依然是经济关系,就依然可以通过合同和契约来解决,而没有转换为政治的关系;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只要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同情和理解的渠道没有完全被堵塞,文化关系就依然是文化关系,就依然可以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情和理解来解决。政…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研究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红学与霍克思《红楼梦》翻译

翻译前积累材料、掌握必要信息是译者圆满完成翻译任务的保证。对红学研究是霍克思译前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本文从霍克思序言中提到的几位红学专家入手,浅析他们的研究理论对霍克思翻译《红楼梦》的影响。霍克思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把红学研究与小说内容融会贯通,敢于灵活地处理译文,用地道的英文译出《红楼梦》。霍克思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也是一位颇有见地的红楼研究者。     

“新国学”论纲(中)

十四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 “五四”白话文革新的成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言文的灭亡,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灭亡。实际上, 这种理论上的判断是违背最起码的文化常识的。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不是从根本上消灭此前的历史, 而是赋予此前的历史以一个相对完整的形态和一个相对确定的意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但却没有消灭清王朝的历史。清王朝的历史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形态和相对完整的意义的。它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并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产生各种不同形式的影响。文化就更…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伊藤漱平《红楼梦》译介的红学启示——兼论《红楼梦》成功译介的前提与意义

日本学者伊藤漱平为《红楼梦》的译介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对中国红学新成果的关注,以及对日本红学动态的把握,都为译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运用归化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易于日本读者接受的亲切风貌,大力推动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伊藤漱平的译介经历与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译介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读《信息科学论纲》

信息是物质世界的普遍现象,它与物质、能量一样地本原和永恒。信息科学则是七十年代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它与被称为“三论”的系统论和系统科学、控制论与控制理论比较,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单薄。由周安伯主编、李正耀、丁小文共同参与编写的,1990年9月第一次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信息科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为信息科学的深入研究、繁荣和发展,为信息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运用,作出极为可贵、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值得赞许和向读者推荐的是《论纲》的马克思主义析学的指导,设计思想的高度,逻辑结构的特色,学术观点的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注重等方面。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支配与服从——读《论权威》札记

1873年12月,恩格斯所写的《论权威》发表在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上。当时,这篇论文同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一起,成为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如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论权威》一文所阐明的观点仍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红楼梦》时间背景辨析

研究《红楼梦》时间背景，是“红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时间背景弄不准，张冠李戴，就会“越研究越糊涂”。     

革命的“退却”与前进——读《论粮食税》札记

重读列宁的《论粮食税》及前后几篇文章,深有感受,觉得它对于肃清“左”的影响,进一步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特别是关于农村的经济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21年苏共在列宁领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用征收“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这对当时苏联来说,是党在方针政策上的一次急转弯。这一急转弯,使不少党员和干部产生疑虑和意见,为什么要这样改变?这样改变对不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列宁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     

“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林冲上梁山与“雪”——读《水浒》札记

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一点,是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通过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展现出广阔的社会图景,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社会。我们读外国小说时,很容易感觉到都习惯于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整体描写的特色。这固然有助于深刻地展示作品的主题,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而这种艺术特色,在我国古典小说里,尤其是前期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环境往往是展现在适应于表现人物性格的故事发展中和情节变化里,以独有的艺术特色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大花园。《水浒》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如此。它虽然没有全面展开农民苦难生活和社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