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世家的基本特征

文学世家是一种与文学流派不同的作家群体,其基本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在明清文坛上,文学世家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文学世家的形成有其多种原因,文化积累和文学传承是其形成的基本规律。文学世家在创作上会具有一些家族文化意味,其具体表现是在文学活动中的家族群体参与、家族意识及家学传承。与文学流派有很大不同的是,在文学世家中女性文学创作是一个重要存在,并成为文学世家的文学亮点之一。文学世家在明清文坛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主要表现为一个文学世家在理论或创作上某一方面的优势或特点,既是对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也往往成为某种文学样式在一定时期内的代表。     

群体的影响与个体的超越──试探杰出文学家的成功规律

考察文学史上杰出文学家的发展道路，发现他们几乎都曾参与过当时最高水准的文人团体，或者曾经归属于代表着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文学流派。另一方面，群体的影响与个体的作用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进入群体之后，作家的发展又可能受到群体的制约，妨碍作家向富于创造性的境界发展。因此，当杰出文学家进入创作高峰，艺术上趋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往往是与自己所属的文人群体关系最为疏离的时期。作为脱离群体的外在因素，隐逸、贬谪等是促使作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重要契机；作为得以独立发展的内在因素，则需要作家以思想上的成熟为条件。也正因此，杰出作家都是思想上的强者，他们不仅追求艺术上的完美，同时还负着道义上的使命。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的互动关系

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其他社会场域相互作用,构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即文学生态。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创作心态无疑受到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文学营销中的"品牌策略",使作家被贴上"符号标签",从而影响作家形成自足的惯性心理。媒介权力的施控,催生了作家的媒介炒作行为,亦传递了作家创作上的速度焦虑。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霸权",驱使作家迎合读者读图的偏好,一方面仿明星式进行身体形象包装,一方面创作趋于影视化,这恰是作家趋附心态的显现。探究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心态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从创作主体的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走势。     

论现代海归作家群体对中国新文学重建的主导作用

在新文学开创初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现代作家群体,以现代文化理念,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现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开启文学的重建。他们努力建立现代的文学观念;积极发起参与系列文化(文学)论争,大力拓宽现代文学空间;他们极为重视新文学的社团建设,无论是在文学组织、文学生产还是创作导向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文体的创建,不仅从理论认识上殷切呼唤,更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充分展示了新文体的魅力和成就。     

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研究论纲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着丰富而复杂的社群(社团和流派),其发生发展是一个整合的文化生态,而并非是单一的纯文学或社会政治的组织行为.同时,文学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作家聚散更有来自心理的因素和其精神的联系,并且这一聚散心理和精神联系直接影响着文学社群生态的平衡.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作家聚散分合的心态与地域、教育、政治、经济四大现代文化生态形成了整体性互动关系.这是一种社团流派"文化场域"的透视,从而立体地考察作家人与事活动的聚散成因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的背后表现出的群体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格等深层的主客体复杂因素,清理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作家的"心态"关系网络的线索.探寻其内在的生命纽带.     

文学史与创作主体的心态

创作主体的个体作家的心态直接作用于创作过程,制约文学作品的风貌,作家群体相同相近的心态则可以直接影响一个时期文坛的创作趋向.影响文学创作文学演进的创作主体心态包涵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由人生观、历史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二是由审美态度、艺术追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三是由作家写作时的心境制约并构成的写作心态.创作主体的个体心态、群体心态与文学发展的联系应该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     

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面临多元文化背景,多元文化背景成为藏族作家创作的大语境。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现藏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等问题成为当代藏族作家文化身份建构的首要问题。藏族当代作家既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学,又要在重建中国文学中发挥作用;既要面向全球化,又要增强本土认同。努力使当代藏族文学既借全球化话题和语境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又保持民族的审美经验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明代江西通俗小说作家群的身份认同及创作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曾经活跃着一批江西作家。他们以天然的地缘身份结盟,或合作编撰小说,或相互评点作品,携手参与到早期的通俗小说发展事业之中。从地域文学视角审视,这个群体的形成以及作品主题的选择,既是作家对自身地缘身份的认同,也是本土深厚宗教文化的延续。此外,作为早期的通俗小说职业作家,该群体在小说创作中的摸索与创新也值得关注。     

一项视角独特的研究成果——评邱江宁《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关于文体演变的探讨自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事实上,文体的构成及其演变已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刻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成为研究者考察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新近出版的邱江宁教授<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以下简称<演变>)一书,以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区域背景,结合对这一地区比较发达的消费文化的具体考察,特别是通过对消费文化不同程度地改变作家群体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观念,读者群体的阅读方式,以及传播渠道和载体等各个方面的考察,探析它们对文体所发生的深刻影响,揭示文体创新变迁的具体特征及动因,这其中包括涉及文学史研究中较少受人关注甚至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些作家或创作现象的探讨,可以说是在这一课题上所取得的一项视角独特的研究成果.     

论现代巴蜀作家的文化品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中,四川作家人才辈出,成绩斐然,且以风格独异而深受世人推崇。其中原因,值得探寻。长期以来,人们较多的着眼于“五四”时潮的影响作用,研究视角多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但就现代作家产生成长的地域效应、群体文化特征,及其和历史传统乃至与之相应的文学美学意识规范的沿承关系等,则注意不够。本文拟从现代四川作家的地域群体效应着手,探讨特色鲜明、格调独异且品位上乘的现代四川作家群体的产生原因和一些创作现象,以及其中所表现的文化品格。一、巴蜀文化品格的形成及特色按照文学发生学的观点,一切个体的审美心理都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心理及其对生活传统、远古文化传统的回应和再现,作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必然地要重复其所处的地域和种族审美模式的某些特征,这是因为,生存于某特定区域的原始先民,在其生存实践中观照周围的世界,其思想意识自然地带有所处环境的鲜明印记。而其意识一旦形成并且物化,它又不断积聚、沉淀,繁衍成为后人生存的文化环境。于是,这个区域独异的客观自然,和其中产生的“第二自然”(人的精神性格及其物化)如道德意识、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就不     

知青作家的创作与寻根文学的发生

知青作家的生活经验直接制约着寻根文学的创作选择 ,并最终决定了寻根文学的创作取向。知青作家在文化寻根意义上对自我的超越有可能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广阔的文化历史空间 ,但是 ,他们的某种既成的创作经验也可能构成他们超越自我的审美局限。倡导寻根文学的知青作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两难是新时期文学转型所面对的历史选择的和文化判断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     

文学史上的境外鲁籍作家

开放的民风、迁徙的人生与儒家传统的丰厚积淀相融汇,成为鲁籍作家创作最宝贵、丰富的资源。在这种创作资源的开掘中,境外鲁籍作家提供了"现代性的中国化"的丰富经验,从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拓展出转化"他者"文化资源的空间,以自己的文学感受力、创造力和自觉自主的选择意识使"中国性"处于不断开放、流动的状态,深化丰富了"乡愁美学"等文学形态,而他们的"越界"写作是传统在迁徙中变化的结果,尤其使战后出生的境外鲁籍作家的情感想象力、艺术创造力都前所未有地爆发,呈现出齐鲁文化史上又一个奇观。     

忧患意识与闲适情怀——转型期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以九十年代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的中国文坛为研究对象，评述两类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作家——忧患型作家与闲适型作家。忧患型作家以笔为旗，与物欲横流的商业化大潮进行直接的抗战。闲适型作家则以其高雅脱俗的作品与世俗社会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对抗。他们的创作，不仅成了当代文坛的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让石油城市的灵魂诗意地栖居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先进文化是一座城市前进的巨大动力。在大庆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中,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保障下,市作协以弘扬先进文化为己任,为繁荣我市文学事业,提升我市人文品位,认真履行组织、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是锻造平台,创作繁盛,文学春风沐浴百湖。全市五区四县相继成立了作协组织,创办了文学刊物。市作协创办了会刊和网站,编辑文学丛书,带头创作,形成作家诗人创作群体。二是触摸灵魂,担当使命,作家与城市共进共荣。首先完善市作协组织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其次组织作家采风活动;再次定期举办创作座谈会和作品研讨会,营造融洽的写作环境。三是区域协作,互济互利,携手共创文学天地。市作协坚持与油田文联和大企业宣传部门协作,组织作家深入实际,协助编辑文集,参与采风活动,设立创作基地。通过上述活动,让石油城市的灵魂永远诗意地栖居。     

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取向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在新世纪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市场选择和文化选择.应确立合理的创作取向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彰显民族性,强化文学交流意识和人类意识.这将有利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良性健康发展,使其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走向世界.     

略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本土化流变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一直在进行着本土化的努力与探索,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流变.总体来说,1980年代的文学思潮是向西的.和现实生活脱节,过分西化,对民族文化错误认知,是1980年代本土化创作的症结,成为其创作的瓶颈.1990年代,作家们开始反思1980年代以西方文学为标杆,一味向西方学习的行为,创作上开始回归本土.进入21世纪,文学本土化成为了作家一种有意识自觉的关学追求.新世纪的本土化创作显示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女性写作与现代文化的转型——以萧红为例

现代女性写作与现代文化的转型共生,现代女作家是现代文化转型最直接的受益者,她们的涌现依赖于从晚晴开始的西学东渐的维新思潮,由民间、新派士人与官方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现代文化转型。从戒缠足的身体解放,废科举、倡女学,到女子就业的社会需求与现代报刊出版制度的繁荣,都为她们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文化的风土,萧红的命运与创作道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天足与现代学校体制内的课程与国民教育,帮助她们完成了身体与知识结构的转型,以全新的形体姿态、着装与写作内容、情感方式与发表方式,完成了文化身份与作家身份的转型,尽管承受的文化压力与心理压力都是巨大的,但已经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现代文化种群中,以稿费为生的职业作家。萧红以宗教式的热忱投入文学事业,以自己丰厚的创作实绩,在司马迁开创的史传文学、悠久的哀祭文功能、基本的汉语修辞语用与时空同体的时间形式等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成为一个经典作家。     

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人文学初探

元明清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这些作品或是本土作家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或是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作品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蕴籍着乡关之思、个人苦闷、肩负重任、为国戍边、关注批判现实、展现乡风民俗等多层面思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江源文学和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