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

手翻《水浒》,心燃怒火。宋江是名垂青史的“农民起义军英雄”吗?否!宋江是出卖农民起义军的千古罪人,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恶刽子手。北宋末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外族的入侵,广大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斩木揭竿”,纷纷起义。农民革命斗争的烽火燃遍全国,使北宋王朝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革命大好形势下,混进梁山泊农民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宋江,为了维护、挽救日趋没落的北宋封建王朝,为了实现他个人“官爵升迁”、“光耀祖宗”、“封妻荫     

不善于集才、用才是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陕西米脂人。贫苦家庭出身,“幼牧羊于邑大姓芪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北部“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农民无以为生,纷纷起义。李自成和伙伴一起参加了王嘉胤起义军,后来投奔“闯王”高迎祥,号称“闯将”,自率一军。他生活艰苦朴素,,作战勇敢,深得起义战士的爱戴。1635年1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领导人聚会河南荥阳,商讨打破明朝围攻农民军的对策。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计划。他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     

论大周诚王张士诚

十四世纪中叶的元朝末年,爆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农民大起义。在元季群雄中,张士诚起义于江北海滨,纵横于江淮吴越达十四年之久,并在高邮建立过大周政权。但对张士诚的评价颇多分歧:有的不称其为起义而称起兵;有的斥其为农民军的叛徒,根本否定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有的虽承认他为起义军的一支,而忽视他在整个反元斗争中的历史作用。笔者阅读了有关张士诚的史料,并去他的家乡和起义地点进行了实地访问,试图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这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一评价,陋谬之处,祈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妖为鬼蜮必成灾——评宋江颠倒人妖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革命队伍中出现投降派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被卷入农民军中的地主分子是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宋江就是混进起义队伍的投降派的典型。地主阶级对付起义农民历来是以武装镇压为主,以政治瓦解为辅的,这就是所谓“恩威相济”的反革命两手。农民起义军中     

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求是

在杜甫传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本来没有一首专门反映农民起义,然而有些同志对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极为重视。在批判杜甫思想局限时,有人说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在评价杜甫思想成就时,又有人说他同情起义的农民,有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意见虽互相矛盾,但却都认为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很“密切”,态度很明朗。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喜雨》不是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证广德元年(763),杜甫在四川写了一首《喜雨》诗:“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时闻浙右多盗贼。”有人认为这首诗说明,对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扫荡了”,认为杜甫“积极主张对起义的农民进行毫不手软的镇压”,因此要对杜甫及其作品“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未免太过分了。     

《水浒传》梁山起义性质辨析

从《水浒传》中梁山起义军的组成成分、起义的原因、起义的目的、起义的纲领或口号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梁山起义的性质,针对学术界在《水浒传》评论中普遍公认的“农民起义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认为把梁山起义定性为农民起义是片面的,梁山斗争的性质已不仅仅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包括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不单纯是一次农民的起义,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     

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批判“让步政策论”

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让步政策论”的影响,关于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直未能在历史教学中得到正确的阐明。按照“让步政策论”的框框,人们只能从统治阶级的政策里,去发现农民起义的作用,离开统治阶级的政策,便无从寻找农民起义的作用了。“让步政策论”,一面根本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一面无限夸大统治阶级政策的     

也评刘秀在西汉农民起义中的历史地位

东汉光武帝刘秀,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和农民拥护的“好皇帝”.然而,多年来在史学研究中,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中,他不是被贬为投机加入农民军的“地主阶级分子”,就是被斥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篡夺者”.本文试就此谈两点浅见,以求教于史学界.     

论张士诚的功与过

据笔者的统计,自1900年至1986年中外史学家有关元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共有351篇,其中有关张士诚起义的总共只有9篇,连3%也不到。可见我国史学界对张士诚的研究,是够冷漠的了。而在评价时,又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张士诚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虽然也一度反抗过元朝,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当时农民群众的真正领袖。”①“张士诚原是个盐霸。由于他和当地豪强地主结下了私怨,无处容身,趁刘福通起义,也杀了‘冤家’,在苏南‘起义’,……迷惑了一大批深受苦难的盐民。”②“张士诚是个‘以私贩缘为奸利’的‘盐狯’,这个出身养成了他见利忘义、朝秦暮楚的狡诈性格。尽管有不少同志慷慨地赠他一顶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帽子,实际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何在?

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毛主席早已明确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①这是我们研究农民起义原因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四人邦”为其篡党夺权需要,大搞影射史学,妄图把秦末农民起义原因歪曲成农民为反对奴隶主儒家复辟路线的统治。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清军进关取胜是三方面势力角逐的结果

众所周知,对清军入关的问题向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封建正统的史学家,视满族为“虏”,恣意加上种种诬蔑之词,这在史书上屡见不鲜;乃至解放后的部分历史著作,又从农民起义军角度出发,谓清军夺取了农民军的胜利果实,至今仍有人持这种意见。现在,我们有机会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以求达成共识。 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清军进取中原呢?这需要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客观地评价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应该看到,清军定鼎燕京,取代明朝统治全国,是当时中国境内三方面势力角逐的结果,“不过是许多世代的承先继后的交替”。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已从南北两个方面逼侵我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这生死的紧要关头,我国又处于三方面势力鼎立的局面,需要尽快地统一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军进入中原统一全国,不仅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而且也巩固和扩大了祖国的版图,应该说是有功无过,无可指责。我的这一管见,不一定正确,谨祈方家赐教。     

农民战争的“真正动力”作用不可否定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但近几年“质疑”论提出了不同看法。     

評《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

以北宋末年我国北方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水浒》,几百年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这部书写的是农民起义的故事,却严重地歪曲和丑化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鲁迅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水浒》着意美化和歌颂梁山农民起义军中的投降派宋江,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极力调和阶级矛盾,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很好的反面教材。《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渗透在书中所写的梁山义军的各个方面。首先,在政治纲领上,《水浒》把农民起义军写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一条混淆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投降主义纲领。     

淄川刘德培起义试探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太本天国和捻军起义的鼓舞下,饱受封建剥削、压迫苦难的山东人民,纷纷掀起了反抗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武装斗争。幅军起义、文贤教起义、长枪会起义,风起云涌,席卷鲁南、鲁西南大地;白莲、宋景诗起义,如火如荼,横扫鲁西本原;农民的抗粮暴动,此伏彼起,几乎遍及全省各地。一八六一年,山东巡抚谭     

关于张士诚评价的几个问题

今盐城市大丰县,在元朝末年出了一个叱咤风云、威震东南的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对于这个“白衣至公相,史笔论未休”的争议人物,封建时代的正史当然称之为“寇”、“盗”、“僭”、“逆”。在现代也曾被称为“农民军的叛徒”,“杀害元末农民起义领袖的刽子手”;有的不称他领导起义而称起兵;有的虽承认他领导的队伍是反元义军的一支,但忽视     

关于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

洪焕椿同志在《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清军进关后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清初的抗清斗争,不是汉族反对满族的斗争,而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革命战争”;而“农民军在斗争策略上从一开始就犯了‘联合明室’的错误,使抗清斗争造成惨重牺牲而终于失败。”我认为历史情况远比以上所说的曲折复杂。现就两个主要问题:一、清军入关后的阶级斗争形势与人民抗清斗争;二、农民军的联明是斗争策略上的错误吗?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水浒》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 《水浒》中竭力宣扬,精心塑造的宋江,是一个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的叛徒、内奸。正是这个“呼群保义”的家伙,打着“替天行道”的黑旗,钻进起义军队伍,从内部瓦解梁山起义军。他玩弄以假乱真的骗人勾当,权居水泊,积聚资本,专等招安,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失败之路。并为封建皇帝镇压了方腊等农民起义军,解除了宋徽宗对“四大寇”的日夜悬心,做了童贯、高俅这些反动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     

试论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不是皇权主义者——剖析明中叶刘六、刘七起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有没有皇权主义,农民起义领袖是不是皇权主义者?过去,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讨论清楚。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战争不具有皇权主义特点,历次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其中绝大多数不是皇权主义者。为弄清这个问题,试图对明中叶刘六、刘七起义加以解剖,以求窥其一斑得知全豹。刘六、刘七起义,由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一五一○年)十月至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七月,历时两年,转战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八个省,是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在以往的争鸣中,大凡持“农民起义领袖都是皇权主义者”之说的同志,几乎都接引刘六、刘七起义为佐证,依据的材料就是这次起义领袖之一赵燧的答皇帝招抚书,即“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明史》卷     

论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轰轰烈烈的张献忠农民起义,从崇祯三年(1630年)米脂十八寨起义开始,到康熙元年(1662年)李定国病逝于云南为止,在反对明朝封建统治政权的压迫剥削和抗击清军的侵扰中,转战十六省,经过了三十二年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探讨这次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研究我国农民战争史,是很有意义的。     

大西农民军的组织纪律及其战术特点——读史札记

在明末的农民起义军中,大西农民军具有相当健全的组织和良好的纪律,且在对官军的作战中逐渐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战术特点,创造了许多出色的战例。了解这些,对于研究我国农民革命战争史,是有意义的。现将我所辑录的有关资料,写成札记,供同志们参考。一、大西农民军的组织编制和发展规模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在陕西爆发农民起义时,张献忠还只是老回回马守应部下的一名小将。一六三○年(崇祯三年),张献忠率领米脂十八寨起义。大西农民军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