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以朱鹭《建文书法儗》为例

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因时势而变化。从维护礼教和学术真实出发,万历史家提出"靖难是而革除过"和"文皇帝本心"的观点,肯定建文朝政治成就及逊国诸臣践行纲常的美德。这种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认识靖难和建文朝廷,为朝廷以逊国诸臣为素材推行教化提供理论支撑,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     

建文政局与洪武勋贵家族

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陈继儒《建文史待》之编纂及流传索隐

陈继儒纂《建文史待》,是中晚明涌现的一系列建文史籍中的一部汇辑著作,今未见传存.考诸该著编纂始末及内容结构的相关描述,知与秀水名宦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实为同一种书,以屠氏政治建言之需,由陈氏搜讨编纂,而逊让署名.纂辑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陈氏赴南湖包柽芳家坐馆际,万历二十六年在嘉兴刻成《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行世...     

“靖难之役”的胜败原因究竟何在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极(是为建文帝),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命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与兵部尚书齐泰共同参政.又用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大政多所咨询。是时,朱元璋诸子皆以皇叔之尊,拥重兵边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在齐、黄等臣僚支持下锐意削藩,打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势力,致使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而“靖难”兴师.四年六月,燕师兵陷南京,推翻了建文朝。朱棣篡位称帝,这就是明成祖。这场战争,史谓“靖难之役”。     

明代分封制度的演变

明代分封制度的嬗变，主要表现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政治方面，由于洪武朝分封逾制，诸王尊国擅兵，结果“一传而有燕藩之祸”；建文、永乐及其后各朝严厉裁削，矫枉过正，使诸王由权力的峰巅跌入了深渊。经济方面，“祖制”照样执行，私恩越开越大，宗禄成千倍猛增，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崩溃，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江浙地主与建文新政的关系试探

:建文新政的出笼与江浙地主在洪武朝政治上受打击迫害 ,经济上倍受侵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这些心存怨恨的江浙地主用与朱元璋相左的德治思想影响了建文帝。新政的各项政策均体现了江浙地主要求德治的思想 ,反映了江浙地主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维护经济利益的愿望。     

明代建文朝同李氏朝鲜的友好交往

建文帝朱克是大明第二代皇帝，建文朝虽仅存在四年，在内政方面并无建树，但在外交方面，尤其同朝鲜的交往，曾有过重要突破：一方面，开展了红红火火的诗歌外交，一方面又理顺了中、朝之间的册封关系；从朝鲜方面看，国王李芳远为进一步推进同大明的友好关系，在明朝正处"靖难之役"时，答应了建文帝购买战马的要求，并暂时收留了辽东逃来的军民。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使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后来中、朝友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景隆与“建文逊国”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故历史上称他为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七月,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即正式起兵,号称“靖难”,所以历史上就把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称之为“靖难之役”。当燕王率兵进入南京时,“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史称之“建文逊国”。这次事变对有明一代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人们对这场战争很少有专文论说,尤其是建文逊国的原因以及李景隆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更是无人谈及。     

绿色 消费

黄建文:绿色环保一家人 黄建文,47岁,北京生人,北京市门头沟区国家税务局工作.在生活中,黄建文全家贯彻低碳生活理念,深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培养绿色消费习惯,生活中常常发生节俭而有趣的小故事,他们践行了别样而文明的生活方式.     

逃亡到从亡:建文臣子程济忠臣形象的建构与演变

程济,是传闻中随同建文帝出亡的重要的从亡人员,其形象的建构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靖难之役"后,迫于朱棣的政治高压,建文臣子程济的事迹未有记载。在朝廷政治氛围松动的情况下,史家把程济建构为逃亡忠臣的形象。到了嘉靖末年,史家将程济的形象由逃亡忠臣演变为随同建文帝出亡的从亡忠臣。南明弘光朝时,朝廷认可了其从亡忠臣的形象。入清后,程济逃亡还是从亡被模糊化,而其忠臣的形象得到了强化。     

建文帝传说圈及其重庆中心论

重庆有一个密集的建文帝传说带,凑聚于沙坪坝区磁器口、渝北区、长寿区、南岸区、北碚区。中国有一个建文帝传说圈,涵盖鄂、黔、滇、桂、苏、蜀、秦、豫等省区,密集于西南和南方。渝市建文帝传说带处在中国建文帝传说圈的中心;乌江流域是连接重庆建文帝传说带与西南和南方建文帝传说圈的主要孔道。当清初他处建文帝传说诞生之际,重庆由于战乱直到清代中期人口恢复生机之后同类传说姗姗来迟。历史上有一些规律：一是群山耸峙怀抱的重庆常常是战败者的乐园,二是败北帝王多“立地成佛”。建文帝传说“核”有真实性。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建文帝出亡云南新证

明初的《三迤随笔》、《叶榆稗史》和《淮城夜话》三种笔记,相互印证了明代建文帝失国后出亡云南的始末,为六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提供了新的证据。     

文官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在逊国诸臣名誉恢复中的作用

朱棣为维护靖难合法性，诬蔑践行纲常名教典范的逊国诸臣为奸臣。出于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和维护，文官①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从一开始就不认可朝廷的做法，并通过记载逊国诸臣忠义事迹、推举逊国诸臣入祀乡贤名宦祠和疏请朝廷褒扬逊国诸臣的方式，最终促使朝廷在万历时期恢复逊国诸臣的名誉。     

论湘献王朱柏之死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第12子朱柏被封为湘王,就藩荆州,后自杀身亡。朱柏选择以自焚这种方式来了结与建文帝的恩怨,可能与他的道教信仰有关。朱柏之死,对明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清代黄鹤楼建筑考

黄鹤楼建筑始建于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现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了,历史上黄鹤楼屡建屡毁。文章就清代黄鹤楼建筑形制及被毁情况作一考证。     

“雁门事变”及其相关问题论述

大业十一（615）年爆发的雁门事变是隋与突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厥与隋由和睦转向对抗的原因是其力量逐渐强大和隋炀帝治国策略的失误。事变得以解决的因素，从突厥方面来看，是因其骑兵不擅攻城，隋援军已逼近，季节将要变换，后勤补给又不充分。事变后隋因内外交因而灭亡，东突厥成为东亚霸主。     

探析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出路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像明朝的灭亡那样涌现出如此多的遗民,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的更迭会引起如此激烈的文化震撼。以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清诗入手,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研究这一群体如何面对“宗国沦亡”,他们的出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