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居住对农民生活的影响研究——以鲁中南S村为个案

集中居住是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到统一规划并建设的居住区共同居住的一种做法。集中居住的实行不可避免地会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居住条件、道路交通、劳动就业、经济收入、教育医疗等五个方面,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居住空间和习惯、农具及粮食存放、生活支出、人际交往及心理健康等五个方面。面对集中居住对农民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应加强宣传疏导,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开展技能培训,促进观念转变及行为适应,确保集中居住后农民生活的平稳转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保障农民权益的对策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镇化的一次有益探索,主要是通过对部分农村自然村的统一规划和整合,引导农民告别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类似于城镇社区但又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城乡政府、社区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合力,保证新型农村社区健康、快速地发展,让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以人为本,必须充分保障农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因此,保障农民群众的权益,是体现农民群众在新型社区建设中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基石。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透析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既有农村经济发展不足、不当和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经济根源,也有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影响的政治根源,还有农民价值取向和农民环境意识淡薄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     

论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使得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就是基于农村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 ,全面分析农民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 ,通过对农民从业观、市场观、致富观、消费观、知识观、婚嫁观、生育观等价值观念的变迁的分析 ,揭示在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条件下 ,农民精神生活也相应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现实     

上海市崇明县农民健康认知调查与农村健康促进策略初探

目的:了解崇明县当前农民的健康知识知晓率、行为形成率及健康需求,探索适合在农村开展的健康促进策略。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对500名农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崇明县农民对常见病防治的知晓率较高,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掌握也较好,但对慢性病和新疾病认识不足。农民认为影响自身健康最大的因素为"收入状况",主要倾向于通过书报、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获取相关知识。结论:整合多种宣传渠道和大众媒体,协调各相关部门共同就农民健康促进项目进行有效配合与提供有利支撑和联动机制,共同推进农民健康促进。     

苏北农村民间宗教信仰状况与问题研究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简单和脆弱的。儒、释、道三教能够合三为一,共同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价值和观念。民间宗教信仰构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民间宗教是我国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信仰方式。通过对民间宗教状况的研究可以深入理解农民的生活意义和精神世界。民间宗教在苏北的存在状况大体有佛教体系、道家体系、民俗体系和民间信仰四个方面。随着外界约束力的减少,农村民间宗教信仰中出现了管理混乱、工作网络不健全和过分夸大民间宗教作用等一系列问题。     

波动中的农民——对经典农民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在传统社会,农民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对自己的生活有基本的预期和掌握,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受到来自新技术、国家和市场等因素的冲击,身处一种波动的环境之中。市场使农民的收入和支出面临着风险,加之多变的国家政策带来的不稳定,农民的生活处于严重的波动中,并且由于农民缺乏控制这种波动的能力,而成为这种波动的被迫承受者。认识和理解当下农民的真实生活,从历史反观现实,是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重要视角。     

毛泽东和费孝通社会调查的共同特点

毛泽东与费孝通分别代表了中国社会调查史上的两种类型或两种系统。他们在社会调查方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有共同的特征，即关注农民生活、以实地调查为主、重视科学理论方法指导、注重对社会调查的理论总结与推广、文风注意通俗、大众化，等等。这种共同性对我们从事社会调查工作有许多启发。     

夫妻分居后的共同债务认定问题实证研究

对于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所借债务能否认定为共同债务问题,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确立了“共同生活”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不同标准.对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标准适用、举证责任等处理方式分析表明,大多数法官采用共同生活这一实质标准.在夫妻双方分居时,夫妻一方的债务原则上应当推定为一方的个人债务,除非第三人能证明有合理理由信赖这一债务属于一般家事代理范围,或者举债人配偶不能举证债务利益并未用于共同生活.     

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缺失

农民权益是农民生存、生活、生产的有力保证。当前,农民权益的行使、享受还受到较大的制约,农民权益处于一种相对缺失的状态。农民权益的相对缺失有制度、政策等各方面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了农民的权益不完整,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为此,必须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建设,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农民权益。     

从1000个农户看吉林农民生活水平和增加收入的途经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对当前改革开放发展形势的看法和要求,为有关部门了解农村情况,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依据,最近我们在全省20个县市抽选1000户农户,进行了农民生活、农民负担、农村商品市场、农村医疗、社会治安、文化教育以及农民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和反映等情况的问卷调查。汇总分组以后,发现了一些倾向性问题,本文着重就农民生活和收入方面加以整理,综述如下:1、正确引导生活消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新思考。问卷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改革以来农民生活是否有提高”时,有90.0%以上的农户回答“生活提高了”,其中有34.0%回答“提高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民的生产,生活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愁吃愁穿的人家早已没有了,许多人家盖     

新农村道德建设的价值基础探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要求农民在行为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共同的道德认同感。道德认同是新农村道德建设的价值基础和目标。要从重视农民道德自我的发展、培育农民对现代社会主流道德的道德认识以及重视社会正义性构建等方面入手,加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道德认同感培育。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成就辉煌任务艰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古老而文明的农业国 之一。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新中国走过了整整５０年的历程。５０年来，尤其是最近２０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农村产业结构不再是单一的农业，而是农工商齐头并进，农林牧渔业共同发展。农民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温饱不再是农民的梦想，小康或更高层次的生活标准成了我国农民的追求。农村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向更新更高的领域迈进。 一、辉煌的成就 １、粮食和其…     

试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

在民族四个基本特征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富有变化的。民族的发展、繁荣、演进都是建立在此物质基础上的。它在四个特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谈论某个民族的地位和实力时，都把共同的经济生活看作是最有份量的尺度。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繁荣，因此，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意义。下面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就民族共同经济生活概念，特点及其改造等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以求同仁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概念及其关系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特…     

金小文:丹心一片敬老人

在湘赣边界的永新县高溪乡东山冲里,有位农民将孤寡老人金炳炎接回家中,共同生活,15年如一日,精心善待,老人现在已活到了94岁。这位农民的名字叫金小文。金炳炎婚后多年未育,直到30出头才生下一男一女,可意想不到的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却先后夭折。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     

农民新生活方式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只有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构建一种新生活方式,这种新生活方式应是积极的、和谐的、文明的、健康的,具体表现为就业、消费、学习、交往等八个方面。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既需要发展经济,又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同时也离不开合理的教育引领。     

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基层治理有效

村级治理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是为了让农民群众有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美好生活不能“等靠要”,而应当由农民群众自己创造。三农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群众工作,通过国家资源下乡等各种有利条件,克服如农民进城等各种困难,利用各种制度如土地集体所有制,借用各种机遇如解决村庄中的矛盾的过程,将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重建村庄公共性,积累村庄政治势能,也就是重建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与既不民主也不公正的传统自治不同,建立在农民群众主体性基础上的村级治理,是以民主、公正为前提的。重建村庄公共性,建设一个基于村庄的强社会,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基于“生活宽裕”目标下的陕西农民消费结构变化探析

"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反射民生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农民的消费结构是透析"生活宽裕"状况的最佳视角。通过对近年来陕西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消费结构变化调查与分析,得出了陕西省农民消费结构变化在基本向好的同时,也存在着人情消费过高,多数人不堪重负;普遍存在着储蓄偏好,反对超前消费;注重生存性消费,忽视发展性消费等诸多问题。为此,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全面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变传统消费习性,树立现代消费观念等一系列措施,推进陕西农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推动陕西农民"生活宽裕"目标的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