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江花月夜》月亮意象的多重象征系统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主体意象"月亮"在规定性的具体语境中,展示出多重的象征系统:明月高悬,创造出晶莹澄静的审美意境,启发了诗人　绝宏大的天问意识,也唤醒了青春初醒的自我意识,同时也代表了月系两地的相思怀念,成为诗人孤独失意的情感象征。《春江花月夜》一诗高度综合了中国诗人有关月亮的思考和诗意创造,因此备受世人喜爱。     

补天石·镜子·颜色——试论《西游补》与《红楼梦》的象征意象

补天石、镜子、颜色不仅都是《西游补》与《红楼梦》中的重要意象,而且都与小说题旨的阐发有关。补天石意象所揭示的天的倾覆和未遂的补天之恨、镜子意象所揭示的色即是空的佛教哲理、颜色意象中红与绿两种基本色调所代表的红尘和情欲,是这三个意象在两部小说中所共有的象征意义。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组合

本文认为《咏怀》运用各种方式组合意象 ,主要有象征、对比、叠加等方式 ;《咏怀》的目的在于咏怀 ,所以许多意象本身具有议论性质 ,有助于咏怀。而这些意象的组合与意象的特点则充分显示了阮籍诗歌个性化、心灵化的特征     

论《白鹿原》和《日瓦戈医生》中的象征

本文通过比较,认为《白鹿原》与《日瓦戈医生》在对某些象征形象的选择,对人物象征意味的注重以及对严整的两极对照的象喻体系的营构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或共同倾向;而在景物象征、表达象征的构语模式和文体形式上,则显示出迥异的风貌。     

从《圣经》文本看隐喻与象征之辨

在美学观念下,隐喻与象征的辨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稳定性与多变性。隐喻多种意义的出现,使文本表达具有丰富性与可理解性,但同一意义的高频出现,就驱使其成为具有稳定意义的象征。二是形而下属性与形而上属性。象征是形而上的,形式与意义天然具有联系,而隐喻则是形而下的,形式与意义可以在具体事件中随机组合。三是情感性与逻辑性。隐喻对人类认识能力产生作用的首要条件就是其天然具备的情感性。但是,象征对情感的要求并不是按照人们的日常理解进行的,象征并不注重情感的具体理解,而只在乎情感表达的方式是否符合逻辑。这三个方面在《圣经》中都有着具体而充分的文本与意义体现。     

论古代文学中的芭蕉意象

芭蕉是我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植物意象和题材。地域分布的局限和实用价值开发较晚导致芭蕉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比较迟,至东晋才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但在唐宋时期出现了相对繁盛的创作局面。古代文学作品从叶、花、姿态等多个角度全面深入地揭示了芭蕉丰富的物色美感,并将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情感投射于芭蕉之上,透过芭蕉意象引发了文人凄苦愁怨、清雅闲适、佛性禅心等情感与情趣。     

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美国重要的现代派诗人之一。对于意象的使用是他诗歌突出的一个特点。一些主要的意象反复地出现、重新组合,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它们不仅构成了诗歌的主体,并不断地强化了史蒂文斯诗歌近乎惟一的主题──想像和现实的关系。这些对立二分的意象包括:南方和北方,大海和音乐,雕像和荒野,颜色和黑暗等。他们代表人性的两重性,其中南方、大海、荒野、绿色等是代表自然、感性、激情和物质生活的意象,而北方、音乐、蓝色等则代表人的想像、创造性行为和理性的力量。这些意象彼此冲突而又互相渗透,既矛盾对立,又彼此依托,是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两种力量。     

《桃花扇》中桃的文化意象与本文意象

《桃花扇》中,桃的本文意象与文化意象有重合,但总体上冲突大于调谐。二者之间的冲突显示:《桃花扇》无意描绘一个陶渊明式的社会理想,也无心渲染刘晨、阮肇式的情爱理想。它启示人们:孔尚任有对抗传统文化的倾向。     

轻浅平面与锻造立体——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美学风貌之比较

齐梁时代,诗歌中出现了大量浅易轻绮的诗歌意象,它们情感体验模式化,语言平熟精致,意象中动态表象与静态表象之间的联系缺乏张力,呈现出形式圆熟,内涵单薄平面的审美特征。与此相对的则是以颜延之等为代表的锻造雕镂的“讹而新”的意象,它们是在奇峭的语言形式中创造的多侧面的感觉复合型意象,追求意象组合核裂变中生发的无穷审美意味,以适度反自然、反常规的语式表达不同凡响的情感体验,从而使意象获得立体的审美空间。     

在笑噱中直面社会与人生--略论鲁迅小说中的笑

鲁迅小说中的笑大致可分为装饰型、反讽型与"布尔列斯克(burlesque)"型三类鲁迅所说"装点些欢客"形成装饰型的笑;"言在此而意在彼"构成反讽型的笑;而"夸张的滑稽模仿"是布尔列斯克型的笑.文章对这三种类型的笑在鲁迅小说中的功能、意义及美学内涵作了初步的探讨.     

道家思想与鲁迅的国民性关切

被视为中国国民性具象的阿Q,其“精神胜利法”究竟是受到了道家文化的消极影响还是受到了民间道教的熏化?这个问题需要辩证。道家思想影响了鲁迅的国民性关切及其写作。     

浅谈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意象是诗歌艺术的最活跃的元素和基本的单位,是诗人情感外化的一种表现形态,也是赏析和翻译诗歌的关键因素。由于语言习惯、历史背景、传统风俗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诗歌的"不可译性"。英汉诗歌翻译的最大障碍在于形象、生动、准确地把握意象转换。本文试从英汉诗歌意象转换的关键环节即原作意象解读入手,对诗歌互译中的意象解读的原则和方法加以探讨。     

吟讽妙句与规摹气格——论陆游对苏诗的研读与取法

南宋诗坛四大家之一的陆游尤其推崇苏轼的文章气节,尊之为千古正统.他对苏诗熟读暗诵、精心研索,这些深刻的感受与体悟为其取法苏诗提供了内在可能.从陆游的诗歌实践看,他不仅从字句上模拟苏诗,也从风格上进行追摹,特别是陆游的七古,雄豪逸丽、气高格畅,尤得力于苏诗.陆游之所以如此精心读苏、学苏,既有师友渊源之助,也与他本人继承苏轼“以气为主”的理念以及天性才分与苏轼相近有关.     

论日本汉诗中梅和樱的意象

梅花和樱花是深受日本诗人青睐的名花。在日本汉诗中,同样来自中国,外形有几分相似的梅花和樱花具有截然不同的审美意象和美学意蕴,却共同形成了日本咏花汉诗闲雅、淳朴、幽寂、感伤的诗歌风格。这与梅花和樱花所具有的独特品性、日本民族文化的积淀、中日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古诗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鲁迅与夏目漱石关系考辨

鲁迅与外国作家关系的钩沉和分析,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细排密查般的梳理。但是,由于关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关系的资料不甚丰富,这给研究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造成了困难,本文运用比较全面的史料,着重考辨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先后在东京西片町住过的一所住宅,进而分析了他们的艺术世界里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特性,最后从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学意义上的关联。这也许能为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国文化渊源提供一个新鲜参照。     

第二语言学习与母语习得的比较

从“语言习得机制”(LAD) ,即人们天生的、遗传的习得语言的能力入手 ,对该机制在语言教学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 ,找出母语与第二语言的共同点及母语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文化和语用规则的区别 ,将其运用于语言教学实践 ,以使课堂教学更有成效。     

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其妇女观--《呐喊》《彷徨》散论之二

《呐喊》、《彷徨》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深刻反映了鲁迅先生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他的妇女观。他站在广大被压迫妇女的立场上,感同身受地体察到了她们的悲惨处境,批判了造成妇女悲剧命运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同时,也以“怒其不争”的态度,针砭了女性的麻木和愚昧,希望她们能自醒自爱,走向彻底的解放。     

生活化的人生与悲剧化的人生——流沙河与昌耀诗歌区域化精神之比较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活着从远方回来了 !”(《归来》)满身伤痕的流沙河从流放中“归来”了。这位目睹了物质和精神废墟的真实 ,从苦难的血海中跋涉而来的西南诗人 ,归来后第一声最动人的歌唱 ,就是从炼狱里飞出的字字血、声声泪的心灵悲歌 :《故园六咏》、《情诗六首》、《梦西安》、《七夕结婚》、《故乡》、《唤儿起床》等等。这些在当时文坛盛行的“伤痕文学”里别具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的诗篇 ,既是诗人饱经风霜的人生体验的凝聚 ,也是灾难岁月里下层普通人生活际遇的折光。诗行间渗透的酸甜苦辣情感 ,既保留了那一特定时代风刀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