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最具特色的思想成果是他所谓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张氏这一思想成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虽然具有即时性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学理上却存在诸多缺失。尤其在自由与权力、政治与经济和政治与文化之关系问题上,由于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许多提法和致思的理路都有问题。     

张君劢的中西文化观

张君劢从对“人生观”这一文化转移“枢纽”的阐释为出发点,来抉发文化之源头、内涵及中西文化之异同。面对西学的强大冲击,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的历史难题解答中,张君劢力倡在“继往”的基础上以求开“民族文化”之新。他对文化及文化发展出路的揭示,在当前我国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张君劢抗日思想述论

抗日战争牵动着全民族的神经,国内各党派、各方面人士都在思考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张君劢作为中国国家领袖,提出按全体性战争的要求从民族本身之精神力和物质力两大方面进行备战;政党休战,举国一致,开展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树立信心,坚持持久战;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以救危亡等抗日主张,体现了其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对主流的国共抗战思想的重要补充。     

萧公权宪政思想述评--兼与张君劢比较

萧公权以学人论政的方式为当时的学术界和政治界贡献了自己在宪政方面的知识与理解.他对宪政精神的领悟、宪法内容的探讨、政治当局的批评展现了其敏锐的专业视角和细致的学理分析,于学术和政治均有所补益.萧公权与张君劢同为宪政专家,但二人致思理路不同,张君劢注重现实政治的妥协而在贯彻宪政精神上有所偏误,萧公权致力于学理探讨而往往曲高和寡.     

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民初张君劢就政制的论辩

民国初年,张君劢以保守主义立场与唯理主义、浪漫主义的联邦制支持者展开辩论.张对不同论者运用迥异的论辩策略论证民国无法亦不能实施联邦制.张氏认为,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只能从省制构建开始补救,建立中央地方权限分明,中央占有优势的政制结构,为建立单一制统一国家奠定基础,这样就实现了稳定与改革的良性关系.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张君劢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之哲思路向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活转于当代,融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学术界当下的一项重要使命.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主张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其理论体系注重价值理性的传统与致思方向,以塑造新的国民性为目标,遵照"新人"-"新公民"-"新民族"-"新精神"-"新文化"-"新国家"的逻辑脉络,实现了中国近代文化由工具理性启蒙到"人"的发现、人的实践理性启蒙的成功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     

张君劢的民众观辨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和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张君劢在面对中国20世纪30-4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之时,从多种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阐述：在性善论的视角下,希翼统治阶级本着仁爱精神自觉解放民众;在唯理主义认识论的视角下,想望秀异分子能够对民众“先知觉后知”;在“社会机能说”的历史观下,强调从民众的智识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在国家“公器”观的视角下,主张民众的真实权益需屈从于抽象的国家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其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埋下了种子。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     

上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中心——以五四时期张东荪在上海的文化活动为例

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在五四时期将主要兴趣和精力从政治运动转到文化运动方面,相继创办了《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后改为《改造》)等报刊,组织了众多文化社团(新学会、讲学会、尚志学会等),致力于输入新思潮的文化运动,对上海新思潮的传播和新文化的引导起了重要作用。研究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活动及其贡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复杂面相,也清楚地表明上海是北京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心。     

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思考

深入地认识传统文化 ,是摆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重任。作为新儒家重镇的张君劢 ,在系统地考察了中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化作了思考     

思想分歧与道路选择: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因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以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研究系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前者主张以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俄国人的暴力革命道路;后者主张以资本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英德式的社会改良道路。论战双方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五四思想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深度和认识高度,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野。经过论战,双方都从对方接受了某些观点和启示,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视角;双方的意见虽未根本改变,但都有所丰富完善,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点上找到了发展实业的共同途径。这场论战深刻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历史的进程。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批判及其改良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演讲，这引起科玄论战的演讲及其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张君劢为回应以压倒的优势扑面而来的科学派的辩难所作的文字，虽在当时不合时潮，但在今天却为更多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们所看重。这里，仅从张君劢对主流教育思想批判的角度．谈谈这位一点也不比他的论战对手稍减对中国科学发展之热心的文化学家对科学教育的批判，以引出对今天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政治文明:实质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的统一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实质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的和谐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两种民主"的统一是从"价值理性的错位"走向"工具理性的回归"、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民本走向民治的必然要求.     

《新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刊——兼与《新月》比较

1928年创刊的《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它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刚刚建立尚未形成完善体系之际,就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对训政理论的批判、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批判、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建议等。杂志刊登的政论时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人权、争法治,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先声。其对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思想的追求和讨论为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但《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唯一合法性代表之地位为前提的,换言之,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种对国民党"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既是其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体现,也是其政治价值追求与现实政治冲突的体现,是资产阶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与《新月》相比,《新路》能从各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学理层面的辩驳、制度层面的剖析、现实层面的揭露,而《新月》更多的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诉求,有将政治问题简单化约为法治问题的倾向;《新路》处处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成效,而《新月》则更多地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批判现实政治。《新路》批判的言辞也比《新月》激烈得多。     

《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一九一八年张东荪的《创化论》翻译,显示梁启超结合子弟兵在人生观论述上跨文化连结的整体性策略。虽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九二三年才爆发,早在《创化论》翻译之时,人生观派已经展开奠定理论的基础工作。由于张东荪不熟悉法文,他的翻译主要根据一九一一年的英译本及一九一三年的日译本。《创化论》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与生命论的对立,亦即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与生命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的对立;柏格森认为两者应相辅相成。对柏格森而言,科学的特质是理性,生命的特质则是consciousness。日人将consciousness译为意识,但张东荪认为意识是佛教语,不可乱用。他译为心,来自孟子的四端说。柏格森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la durée,日人译为连续,张东荪则认为连续意指两个物体的相连接,不合原意,因此自创绵延一辞,表达一物的自延长。所谓绵延是有机物的记忆(mémoire organique)之特性,既指身体的记忆,也指心的记忆。因此张译的《创化论》凸显了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联邦主义的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与“国是宪草”评述

民初在国家混乱之际,部分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热心,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会议,共商国是。上海"国是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且通过了"国是会议宪草",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组建联邦国的政治蓝图。国是会议反映了地方精英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宪草"部分内容后来也为国家正式宪法所吸收,从而在近代宪政史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