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正义的良善生活何以可能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试图通过对正义观念演变的考察,建构一种能够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良善生活来解决正义与道德生活相分离的问题。赫勒所要超越的正义是完备的静态正义和变动不居的动态正义,她将正义置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连接点上,提出了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并试图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社会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连接起来,致力于探究一种适应个体化发展的良善生活。正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良善生活,而良善生活以生命与自由为最高价值,以价值对话和伦理商谈为正义程序,以感情为人际交往的纽带,以团结为共同体的道德目标。因超越了传统的正义理论,良善生活的建构成为可能,又因良善生活的建构,深化了当代正义理论的伦理意义。     

自由儒学何以可能——基于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仁”的对勘

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自由儒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为现代的政治自由奠基。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因为它超越了对主体性自我的依赖,诉诸人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能力来确立现代的政治自由。不过,合理性是一种只关注涉及他人的事务,不关注涉及自我事务的概念,因此面临着不对称难题的困扰。儒家学说中的"仁"既指向人们公共交往的能力,又规定了行动者涉及自我的事务,能够克服合理性的不对称难题。自由儒学可以通过对"仁"的概念进行现代性转化来获得新的发展前景。     

政治哲学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

西方哲学传统中存在两大相互对立的哲学路向:将哲学视为对"理论真理"的追求;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文从分析海德格尔哲学的品质出发,旨在说明哲学理应成为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而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论单向度的政治生活

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存在一种"单向度化"的趋势,即将人的愿望和诉求扁平化。同时,考虑到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他们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治生活"的范式,这种"单向度化"同时还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有关政治生活的想象方面被一种单一的模式给规制,从而没有办法和能力去意识到并主动地打破这种范式的规制。这种被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活"输出,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会成为我们创新的一个起点。比如,"情理"这一概念本身包含了在地化和生活情境具体化的诉求,从而为我们在规范层面上进行政治生活的想象和创造开放出多元的可能性。     

“诗性”的自我创造与个人生活的目的

本文对"个人生活的目的"这一事关每一生命个体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哲学的反省.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个人生活的目的就是突破时间、现象和个人意见,与某种超验的事物建立起联系,进入另一个代表永恒真理的世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个体生命失去了"自成目的性"而成为了普遍本质、先验人性实现自身的手段.现当代哲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便是阐明了不能还原为普遍共相的"个体我在"的独立位置.本文以现当代哲学所取得的这一根本洞见为基础,论证了个体生命不是为了某个在它之上的"更伟大的东西"而生活,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目的,"诗性"的自我创造而非皈依于普遍性的抽象实体,构成了个人生活的根本目的.     

自然的生活世界与能动的生活过程:一种历史性的剖析

"生活世界"作为哲学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是在20世纪初叶凸显出来的,而在中国学术界的凸显则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事情.按照胡塞尔关于任何一种反思都是再造性反思的观点,生活世界在哲学视域中显现出来之后,其本身就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态度中的生活世界,而成为一种哲学态度中的生活世界问题了.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困境的破解与超越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理论方式探讨政治理想与现实生活,这造成了追求正义的政治理想只是在思想世界中构建,而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理论困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足于"实践"之上,破解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难题,它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实现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价值诉求是"正义","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论证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根本差别,提出实质正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人共同体才能实现。从社会体制本身寻求实质正义的可行性道路,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以往政治哲学的超越。     

“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

"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及其伦理层级上的"中国正义论"之间颇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人的"角色"是由其所居之"位"规定的,因此,可以从儒家《易传》"位"或"定位"观念来切入这个问题:1、"正位"并且"当位"指的是恪守既定的位置及其角色,这是行为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都有基本的确认;2、"得位"指的是获得一种新的位,即对原有之位置与角色的超越,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的理解有所不同;3、"设位"指的是对社会角色秩序本身的设置或重置,这是制度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未触及这个问题,而生活儒学则通过中国正义论的重建来探索这个问题。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思考

哈贝马斯是"生活世界"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吸纳了胡塞尔等人的理论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体系。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提升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启迪意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生活世界的高度上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理想化和工具化困境。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技术化生存”与“生命关怀”

技术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我们在今后的许多世纪里，仍然要处于“技术化生存”之中。反科技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技术带给人类的究竟是利还是弊，取决于研究、应用、管理技术的人。因此，我们提倡一种关怀人的生命本质的绿色新型技术，而这种技术存在的适宜的人文环境有待全人类共同营造。     

"A Psalm of Life"译文评论

"A Psalm of Life"是19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作品,全诗共有9节,36行.分别从词汇、句法、节奏、韵式、修辞等方面分析原诗,比较三种不同的译文:黄新渠《生命的礼赞》,黄果昕《生之颂》,黄一宁《人生颂》.     

从“入世”到“隐退”--阮籍思想三部曲

本文通过魏晋时代著名哲学家阮籍从济世热情到出世与草木为邻再到“无是非之别”的在世而超越的思想演变过程 ,透视中国文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追求人性自由的特殊思想轨迹 ;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思想方式的深刻性。对现代社会如何有利于人的生存也是一种启示。     

论苏轼的"人生如梦"

苏轼"人生如梦"观,形成于任徐州太守时期,定型于"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时期.苏轼的"人生如梦"既不仅是一般文人在政治坎坷时期的自我排遣,也不仅停留在陶渊明式关于生命短促的慨叹上,而是在大乘佛经尤其是<圆觉经>的影响之下,在参究佛家"如幻三昧"中的梦觉不二含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儒佛整合式的生命体验.这一生命体验渐老渐熟.这表现在他以如梦观整合、升华了他的人生思想,并始终保持一种亦儒亦佛,非儒非佛而又圆融统一,超然离执而又积极用世的态度去看待人生.     

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

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本身,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是不是就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概念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提出的问题,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概念、理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     

孔子的"生存叙事"与"生活儒学"的敞开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从苏珊·朗格“生命形式说”论音乐表演的生命性

在苏珊·朗格的美学理论中,"生命形式说"是一项重要的概念,而音乐表演作为艺术形式,就具有该论述里的一系列特点。本文将从"生命形式说"中的节奏性、运动性、生长性和有机统一性,来探讨音乐表演的生命性,以期从音乐表演的角度对"生命形式说"进行合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