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儒林外史》审美品格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两部讽刺小说都自觉接续了小说喜剧性的传统,同时未忘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形成了悲喜剧交融的审美品格。但在构成小说喜剧性元素的丰富性方面,《围城》显然远远超过了《儒林外史》,在讽刺之外,充分运用了滑稽、幽默、机智等多种喜剧元素,增强了作品的喜剧效果。     

论老舍喜剧的文化意蕴

老舍抗战时期的喜剧呈现出政治讽刺与文化批判相交织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深厚而丰富的文化意蕴日益显示出巨大的魅力。三幕喜剧《面子问题》就是其中历史文化意蕴最为丰厚的一部,它对"面子问题"这一"中国精神的纲领"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从而成为老舍的喜剧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喜剧史上一部耐人寻味、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佳作。     

谈莫里哀喜剧芭蕾《贵人迷》中的讽刺手法

莫里哀是法国著名的戏剧家,同时也是喜剧芭蕾的创始人,讽刺手法是莫里哀戏剧创作的中心原则和主导表现手法。本文通过对喜剧芭蕾《贵人迷》的分析,阐述了在《贵人迷》这部喜剧芭蕾作品中讽刺手法的具体运用,以及舞蹈片段的运用对这种讽刺效果的影响。     

浅谈《聊斋志异》讽刺艺术的美学风格

《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它把中国古优讲说滑稽故事，以及受古优影响而形成的讽刺喜剧、笑话和相声艺术的艺术手法掺合进小说，构成了《聊斋志异》异于其他讽刺小说的戏剧化特征。     

从《真诚的重要性》看王尔德喜剧的特点

《真诚的重要性》是王尔德喜剧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是一种揭露讽刺英国上流社会的庸俗思想的机智喜剧。这种喜剧的特点具体体现在戏剧人物的巧妙幽默的对话上,同时也通过喜剧的特殊矛盾冲突表现出来。王尔德的这种独创的喜剧成就来源于他的美学思想的积极方面以及作家毕生致力于对喜剧的潜心研究     

《儒林外史》和《围城》讽刺艺术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是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本文对二者讽刺艺术不同的内涵和艺术成就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直指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围城》则揭示了人性的根本颓败与人类的生存困境,而将道德判断延期《。儒林外史》的讽刺采用客观呈现的叙事方法,而《围城》的讽刺则采用主观说明的叙事方法。     

《如此世道》中英国文艺复兴喜剧人物传统的融合与发展

浪漫喜剧中的贵族绅士和讽刺喜剧中的机智骗子被认为是英国文艺复兴喜剧传统中两个主要的人物形象.然而,贵族绅士虽然风度翩翩,但缺乏个人才能,无力解决喜剧冲突;机智骗子虽然足智多谋,但身份卑微,缺乏贵族风尚.威廉·康格里夫在《如此世道》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喜剧传统主人公的优良特征,还根据《教育漫话》中的资产阶级教育观和英国宪政制度中的契约精神,创造出一位资产阶级绅士——米拉贝尔.他在行为举止上既有贵族绅士的翩翩风度,在个人能力上又有骗子人物的精明强干,在喜剧中以契约"智服"恶棍,惩恶扬善.这一人物形象不仅是康格里夫的创新,更是时代精神的彰显.     

真实性与合理性并存的佳作——我看老舍《文博士》的心理描写

长篇小说《文博士》是老舍一部非常出色的喜剧作品。作品虽然情节简单,但通过对文博士、唐老爷和焦委员等小说人物丰富、生动的心理描写,讽刺了抗战时期济南知识界洋派人物的言行。     

论鲁迅《野草》的讽刺艺术

鲁迅是现代讽刺大师,散文诗《野草》中的讽刺艺术由于其真实的讽刺生命,经过＂特别一提＂的讽刺手法,表现出＂旨微而语婉＂的讽刺美。《野草》的讽刺渊源起于鲁迅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主旨,以及批判对象的滑稽荒诞,是鲁迅外冷内热的人格投影。     

话剧《我们的荆轲》审美形态路径分析

莫言的话剧作品《我们的荆轲》在审美形态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作品以喜剧性作为贯穿全篇的主基调,采用骂詈、揶揄、讽刺、幽默、闹剧等喜剧形式,对政治、哲学、爱情、人性的丑恶等进行了探析和讽刺,契合了民族审美心理和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同时嵌入悲剧性元素,有效规避了喜剧作品极易流于轻佻浅薄的风险,不着痕迹地将意义和庄严这些喜剧或缺的范畴带给了观众,从而产生了一种丰富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将喜剧性和悲剧性这两种审美形态融于一身的创作实践,给我们当下的戏剧甚至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路径上的有益借鉴。     

谐讽士林两奇葩——《围城》、《儒林外史》比较之管窥

《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两部不同时代的讽刺小说,均以高超的讽刺艺术擅长.在炮容上又都是知识分子小说,非常值得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围城》在讽刺艺术上既有与《儒林外史》一脉相承之处,亦有创新的地方.在主题上,《围城》既堪称一部"新《儒林外史》"又超越了《儒林外史》,上升为一种哲理的境界.     

试析《谢天香》、《金线池》的幽默喜剧本质——关汉卿编剧艺术论系列之一

在关汉卿的《谢天香》和《金线池》杂剧中 ,无论是谢天香的聪明自卑还是杜蕊娘的心高气傲 ,也无论是钱大尹的工于心计还是石府尹的宽厚待人 ,或者是柳耆卿的呆头呆脑和韩辅臣的近乎耍赖 ,都是由他们的幽默喜剧性格所决定的 ,是纯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 )。作者对于这些尽管不无讽刺 ,但总体上则持肯定态度。剧中的幽默都是特有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每个人的喜剧性格都不会有任何混淆之处 ,都在展示某种“恰当中的不恰当”,“和谐中的不和谐”。毫无疑问 ,剧情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种幽默本质的体现过程     

对十七年"歌颂性喜剧"的反思

中国当代喜剧精神失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喜剧观念的僵化和迷失,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歌颂性喜剧”被大力提倡。“歌颂性喜剧”在本质上是违背艺术规律和喜剧精神的一个伪命题。被称为“歌颂性喜剧”代表作的喜剧电影《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则内容虚假、思想肤浅、艺术上做作,这样的作品谈不上是喜剧的成功之作,更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喜剧的发展方向。因此,“歌颂性喜剧”是一个需要清理和反思的喜剧创作的误区。     

李渔《十二楼》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之比较

讽刺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本文将两部古代小说：李渔的《十二楼》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一比较，寻觅其间的异同。     

论《醒世姻缘传》的讽刺艺术及其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满溢着讽刺意味的小说,作者对于世风日下的现实深怀不满,对于"前后世姻缘"中男女主人公为主的世人身上表现出的种种丑态进行了尖锐的讥讽。与之前的小说不同的是,这种讽刺已经成为了小说的叙事基调。因此,它是一部讽刺手法广泛存在的小说,是《儒林外史》之前非常重要的讽刺小说,应被列入中国讽刺小说之列。     

“嘲弄不可回敬”──论王文显的喜剧《委曲求全》

王文显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之一，本文从结构艺术、喜剧情境、喜剧人物、喜剧技巧、喜剧语言诸方面较深入地论述了他的代表作三幕世态喜剧《委曲求全》的艺术成就。认为该剧代表了对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多幕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堪称现代喜剧精品，艺术上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战时"暴露与讽刺"抗日小说的叙事特点——以《文艺阵地》为中心

战时抗日小说是中国新文学走向战争化的结果,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册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整体考察《文艺阵地》所载小说,其“暴露与讽刺”的抗日小说是战火炙烤下的情感叙事。作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这一创作资源尚未充分开掘,从叙事学层面探讨战时“暴露与讽刺”的抗日小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梧桐意蕴及其在《梧桐雨》中的作用

"梧桐"作为常见的植物意象之一,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仅具有久远的自然生命属性,而且还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属性和丰富的文学审美属性;白朴对"梧桐"意象的独特理解,使其在元杂剧《梧桐雨》中具有特殊而深厚的意蕴和作用,首先是渲染了李杨伤感凄苦的爱情,其次是对李杨不伦之恋的讽刺,最后是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     

元杂剧《风光好》新探

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的实现,是许多代读者和批评家阐释的积累。元杂剧《风光好》,一般被认为是讽刺喜剧或风情喜剧,旨在揭露假道学的虚伪,陶谷是一个否定性喜剧人物。然而通过重新解读文本,却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风光好》的主题是揭示人性与封建道德的冲突。陶谷是一个带有复杂、多维、滑稽色彩的肯定性喜剧形象。从美感形态和特征来看,作品应归入性格喜剧。剧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尽善尽美"为至境的传统艺术范式,否定了传统的审美理想和作品功能论,突破了人物性格单一化的局限,反映了宋元市民文艺思潮对正统伦理道德观和美学观的冲击,具有较明显的历史意义。此外,前人较注重剧本在语言方面的成就,而未就其他剧作技法展开充分研究。从现代戏剧创作和理论的角度来看,作品在性格塑造、冲突设置和情节结构方面皆表现出显著的特色,可资借鉴。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