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兼与叶世昌、侯厚吉等同志商榷

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在货币问题上所发表的议论,虽然是从缓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出发、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却包括着某些维护人民利益、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因素。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王茂荫尽管基本上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但是,由于他一方面接触社会实际,了解商业资本和商人的作用,熟悉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对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对近代初期货币问题的讨论作了一定理论概括,所以,对于货币问题的某些分析是十分中肯的,达到     

正确评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余树声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刊载了余树声同志《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失误》一文(以下简称《失误》)。我认为,该文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否是主观思辨式的产物? 《失误》为了论证它所确立的命题,断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著作,小到对作为资本主义细     

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再与李崇淮同志商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的论文,就黄金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与李崇淮同志进行商榷.以后,李崇淮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发表了《就当前货币形式答谭寿清同志》,同时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上,发表了《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1.纸币能否直接代表商品价值?2.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理论的内容是什么?信用货币能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     

关于鲁迅创作的再评价——与邢孔荣同志商榷

<正> 邢孔荣同志去年在《青海湖》八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论文(以下简称“邢文”),此文以观点的新奇和大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窃以为邢文表现出了一种评论的勇气和胆识,文中提出了一些既有错误但又要人们冷静思索以后才能回答的问题,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走向极端。因此,对邢文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给以全面的合情合理的回答,这对活跃学术空气,端正我们文学研究的态度,提高文学研究的水平,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答叶世昌同志

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一文中,叶世昌同志认为“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是两回事,所以不完全同意我对《管子》作者所代表的阶级的分析,并指出“只能说《管子》经济思想反映了商人阶级的观点(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观点)而不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如果《管子》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在《管子》中就不应该“有许多直接抑制富商大贾的办法”。     

正确运用历史观点探讨真理的问题——并与何祚庥同志再商榷

我們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曾以《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为題,提出关于实践标准的絕对性和相对性及真理的絕对性和相对性的理解,并对何祚庥同志的《論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問題》一文的个別章节中有关的問題进行商榷。以后,我們很高兴地从《新建設》1962年11月号拜讀了何同志的答文,在此期間又陆續看到有关真理和錯誤关系問題爭論的文章。为了进一步探討这个問題,我們不揣冒昧,除謹与何祚庥同志再商榷外,并对一些同志的某些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要实事求是地评价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北京大学《经济科学》1985年第5期刊载了熊映梧同志《在社会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文(以下简称《该文》)。《该文》认为马克思“否认加工工业中地租的存在”,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说明绝对地租是“画蛇添足”,把“地租排除于生产价格之外”,这不仅说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是“不完善的”,而且生产价格理论也是“不完善的”,并提出要用“完全的”生产     

再论社会分工的起因——与刘佑成同志商榷文章的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刘佑成同志《论分工的起因》一文,对我在《经济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提出商榷,我认为有澄清问题、作出答复的必要。 一、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包含可取成份。 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这个论断包括二层意思,一是说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是说这一观点包含着可取的成份,不能一概否定。没有想     

要实事求是地评价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与张庆仁同志商榷

张庆仁同志在《按劳分配是一种假说》(以下简称《假说》,见《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要建立商品经济分配理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必将引起分配方式的相应转变;但是,《假说》认为按劳分配不能实现,就不正确了,而且有些提法与事实不符,值得商椎.本文想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一、按劳分配理论的由来和发展《假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固守按劳分配",他们承认按劳分配后,就"突破了"按需分配;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肯     

爰田与井田——与林鹏同志再商榷

去年,林鹏同志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认为晋作爰田是“取消公田”、“改八夫一井为九夫一井”、“改在公田服劳役为征取什一之税”。这就是说“八夫一井”、“九夫一井”曾经是井田制递相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晋作爰田就成为划分这两个阶段的界限。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本原与反映——与黄枬森同志再商榷

读了黄(木丹)森同志的答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很受启发。我觉得,在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上,我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原”和“反映”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不同。下面谈谈我的一点粗浅看法,请黄(木丹)森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前的市场供需与货币运动——兼与项裕太同志商榷

一引人注目的矛盾现象在我国市场紧张局面日趋缓和、商品供应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出现了令人注目的两个矛盾现象:一是零售物价基本稳定,略有上升,而人民收入普遍增长,这种情况按理说是有利于商品销售的,可是市场上不少消费品却滞销积压,卖不出去;二是我国人民消费水平近几年虽有很大提高,但较之经济发达国家说来仍然很低,而我国城乡居民的银行储蓄和手存现金却以远比商品零售额快得多的速度增长,商品库存则大幅度增加。对这种矛盾的现象应作何解释呢?也就是说,对我国市场供需的总形势应如何估计呢?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某些产品出现了滞销积压现象,但从总体来看,不能说是生产过剩了,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道德理想再辨——兼与刘伟同志商榷

<正> “道德理想”是马克思伦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它的研讨将大大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最近,笔者十分高兴地读到了刘伟同志这方面研究的专文《道德理想辨正》。(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五期,以下简称《辨正》)读后总的感觉是:该文确实不乏新颖独到见解,有许多地方能引起人们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不过笔者也觉得文中有些提法、论点还是有商榷余地的。因此,笔者本着共同促进、相互启发的目的,将自己的见解提出来,以便和刘伟同志以及     

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与张家哲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登载了张家哲同志《究竟该如何评价范文程》一文。对范文程的评价不单是评价范文程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对明清之际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到民族关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值得探讨。兹对张文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范文程进入后金社会 张文认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权后,便频繁地向其他民族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萨尔浒战役后努尔哈赤进行的战争,很明显已越     

再谈价值规律的作用——兼与大凡同志商榷

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价值规律对生产究竟起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的作用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仍有一定限度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不是盲目的自发的,更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仅仅是在国家计划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国家计划起一种补充作用和辅助作用。过去,我曾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基本上不起调节作用,特别强调在国营企业部门不起任何调节作用。我在“关于人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关于完颜亮的历史评价——与姜惠发同志商榷

金代的第四个皇帝完颜亮,被推翻他的金世宗完颜雍谥日:“炀”,后又废为“庶人”,对他大张挞伐,“暴扬其恶”,①元代修的《金史·海陵纪》等史书历数其罪,称其“三纲绝矣”。于是 “暴虐无道”几成历史定论。②笔者曾在论其文学——诗词创作成就一文中,对其功过有所涉及,认为他并非一无是处,在金代九帝中还是一位建树较为突出的皇帝,值得重新讨论,重新认识。姜惠发同志在《东疆学刊》1986年第2期发表《完颜亮简论》一文,以近百分之五十的篇幅详述完颜亮发动“伐宋”战争的过程和罪行,对完颜亮的其他方面不作具体介绍和分析,笼统、武断地指斥,全面否定了这一历史人物。姜惠发同志坚持的所谓“公论”及其对与完颜亮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观点、态度,实在不敢苟同,故作如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