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自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至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大体经历了古典王朝国家认同危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地域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完成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势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之情状及其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最终完成。     

散杂居民族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以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为例

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散杂居蒙古族有着独特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认同,散杂居民族特征非常明显。作为移入族群,重庆蒙古族形成了对族源地和居住地的强烈地域认同观念。同时,重庆蒙古族还体现出以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重庆蒙古族固然体现出对国外蒙古族民族属性的认知和认同,但同时也强烈关注到国籍与族籍之间的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认同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标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使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促成主体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成各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2000多年统一和完整,与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论成吉思汗在古代蒙古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成吉思汗是一位使蒙古社会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伟大英雄人物,他深刻影响了古代蒙古文化的发展历程。他推动蒙古民族的形成,从而为古代蒙古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他开创蒙古民族文字,在蒙古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采取“信教自由”的开明宗教政策,丰富了蒙古民族宗教文化;他主动吸收各民族先进文化,对古代蒙古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赋予蒙古民族新的文明和生命力。他对古代蒙古文化所做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     

民族起源学说在20世纪中国

在20世纪中国近代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阶段的有关历史情况,但是主要关注20世纪初期,而极少与其前后时期联系探讨。至今,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学说和争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对民族起源学说而言,20世纪中国的论争,第一是"外来/原住"模式向"土生=世居"模式的转化;第二是一元论和多元论反复交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苗族史论。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苗族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土著民族。这种"苗族原住"学说,与当年流行的"汉族西来"学说相结合,长期以来,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以及有关学科的发展。     

蒙古兴起前中国民族发展趋势

本文在论述了蒙古兴起前中国民族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蒙古能够统一中国,并与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建立关系的外在原因。认为中国南北民族实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国民族之间差异日益缩小和中国民族在蒙古兴起前处于分裂状态是蒙古统一中国并与中国众多民族建立关系的外因     

苗族民族认同的层级论——对苗族“蒙人”的个案研究

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研究与国家政治关注的问题。苗族蒙人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分层表现为一家人、仪式群、同一个火塘的弟兄、同姓、同为苗族的蒙人、同为苗族及对中国祖国的认同,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认同标准,其情感指向也有所不同。民族认同的归结点是血统的认同和祖根的回归,而苗族蒙人的血统是中国人,祖根的回归点是中国。因此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苗族蒙人最高级的认同。     

云南通海蒙古族民族心理认同研究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发生多大变化,只要具有强烈的民族心理认同,这个民族就会生存、延续并发展起来。聚居于云南省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的蒙古族是南宋末年远征云南后留居该地区的部分蒙古大军的后裔,虽然他们长期远离蒙古族主体聚居区、成为杂居于其他民族中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而且生活地域的自然环境、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时至今日,他们对蒙古族仍保持着强烈的心理认同。实地调查和研究表明,强烈的民族心理认同是一条牢固维系着通海蒙古族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曲折——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史检讨与反思

作为"文艺学"学科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第一阶段的发展中超出知识及知识生产者本身的身份认同形式而直接指向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裹挟又迫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进入第二阶段发展后,主要进行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这三种身份认同形式的逻辑分离与历史嬗变不尽是积极的,亦包含着隐忧:它会淡化文学理论生产者本身的身份认同,消解文学理论自身的阐释效力,进而危及到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解决这一危机,既需要正确处理文学理论三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层级关系,又需要树立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特别是需要首先唤醒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群体独立的身份认同意识。     

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演变的历史轨迹

高等教育属文化的范畴,文化是每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每一个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都与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紧密相连。以游牧文化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蒙古民族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变迁性。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看,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清朝的黄教政策与蒙古社会

清朝的黄教政策 ,是其边疆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该政策给蒙古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使蒙古族经济 (包括寺院经济 )、蒙古地区经济、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都得到了发展。蒙古族人口的增长受到了限制 ,若将其纳入当时中国人口大势及草原地区自然与社会的承载能力中考察 ,则是不能全盘否定的。黄教政策削弱了蒙古人民的战斗精神 ,却带来了北疆的和平 ,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清末民初蒙边地区（今吉林西部）移民概况述略

吉林西部蒙边地区至清朝末年一直是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农业开发的历史较短,清末民初,在边疆危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把移民事业放在重要地位,促使大量农业和商业移民流向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和西部蒙边草原地带。移民的大量涌入,加快了土地开发,促进了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近代蒙古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

清代前期,清政府通过对蒙古的特殊立法,确立了蒙古地区独具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和历届中央政府对蒙古的"与内地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蒙古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元朝二元法制成因初探

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政权。元朝统治时期,中原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受到以草原游牧文化为背景的蒙古法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蒙、汉两种法律文化相互激荡、融合,形成了元朝独具特色的二元法律制度。     

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伴随着近代“西风东渐”的进程 ,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 ,引起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变革。清末民国思想界从“民有”“民享”的近代意识出发 ,批判了传统“宗族救济模式”的狭隘性和“视民若子”的局限性 ,强调“救人救彻”的救济理念和“以教代养”的救济原则 ,并试图结合中西社会救济思想主张 ,构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勃兴与发展使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政区管理体制变迁及对蒙古族的影响

清朝在内蒙古地区的政区基本管理体制为盟旗制度,它强化了各旗与清政府间的联系渠道,蒙古族地区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但这一制度也阻滞了蒙古民族整合的步伐,弱化了蒙古民族内部的各种历史联系。清末及民国时期,大量汉族农民的涌入,使蒙古民族的生产方式向多样性转变。同时,随着旗境内府厅州县的设立,盟旗管理体制趋于衰落,旗县并置成为常态,致使内蒙古地区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乌孜别克族乃蛮部落的起源

乃蛮部落在乌孜别克族形成前就已经存在,其历史可以上溯到辽代。今天乃蛮部落不仅在乌孜别克族中存在,在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乃蛮部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突厥语,蒙古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蒙古语。乃蛮部落的形成,融合了金山地区的回鹘、黠戛斯余部以及当地其突厥语小部落。成吉思汗征服北方草原后,直到15世纪前后,在蒙古人的主导下,乃蛮部落参与了乌孜别克族的形成和发展。     

全真道龙门派始祖丘处机与道教的中兴

道教因有了丘处机,才有了道教全真道龙门派,道教随之得以中兴,开创了元朝时期道教的辉煌。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是全真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年,全真道迅猛传布,民众纷纷归向全真。丘处机掌教时期,正值宋金对峙,蒙古帝国南侵之际,政治格局巨变,局势错综复杂,作为全真道教主的丘处机便成为南宋、金朝、以及蒙古帝国争夺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