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文化背景与晚唐文学的抒情走向

决定晚唐文化背景的两个重要因素，是科举的衰落和都市生活的商业化。由于文人生活道路的转变和情绪的波动，晚唐文学倾向中的抒情性更趋于人本，更贴近市民生活，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更偏向“重美求真”，在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晚唐风情”。     

论中古离别诗的意象

按照诗人所选物象与离别的关系来看,中古送别诗的离别意象主要有三种类型：空间隔离型、送别地名型、飞翔运动型。空间隔离型意象主要以两地遥不可及的物象或地名来表达诗人主观情意,经常运用的意象有歧路及两两相对的背反组合意象等;送别地点是送别诗一个重要的写作要素,像浦、亭、灞陵等泛指性地名在中古送别诗中已成为成熟的离别意象;飞翔运动式意象指飞鸟与那些能够自由运动的意象,如鸿鹄、别鹤、双飞翼、幻梦、浮萍等所表达的离别意味比较浓郁。     

论唐代离别诗的繁荣

离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频繁的离别既丰富了离别诗的素材,又构成了唐代离别诗繁荣的基础;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则是唐代离别诗兴盛的直接原因,科举制、军功授官制、荐引制的实行都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离别诗的兴盛;唐代对诗歌的重视是离别诗繁荣的政治原因,统治阶级对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约翰·多恩与杜甫的离别诗比较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告别辞·节哀》和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新婚别》,两首诗歌都是表达离愁别恨的,但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这两首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有同曲异工之处,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     

浅析晚唐诗与词的关系

艳体曲笔 ,是以禾农艳之辞写儿女之情 ,在很多场合下又借儿女之情以寄托身世之感。晚唐诗歌的这一特色对于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词的特殊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离别诗中月亮意象的社会心理内涵

月亮意象是中国古代离别诗中常见的典型意象 ,月亮意象积淀了独特而丰富的社会心理 :月亮意象柔和温馨的审美特征与离人的感情需求相一致 ;月亮意象的惟一性、共享性使离人产生超越空间的玄妙之感 ,从而获得感情慰藉 ;月亮意象是离人期待团聚的寄托与象征。探究古代离别诗中月亮意象的社会心理内涵 ,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古代离别诗 ,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内涵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晚唐五代诗坛与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创作互动的实证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具体透视诗格和诗歌创作的互动是准确认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晚唐五代的苦吟诗风与诗格的“磨炼”理论、晚唐五代的清雅诗风及其在诗格中的理论体现恰好体现出晚唐五代诗歌创作思潮、诗坛风气与诗格的互动关系。     

建安赠答诗的抒情色彩

赠答诗源于先秦时期,在汉代发展成熟,到了建安时期,由于社会、个人等因素,进入蔚然的勃兴时期。建安时期的赠答诗不仅在数目上有了客观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建安赠答诗中,赠答主体在与赠答对象沟通思想感情的同时,抒发带有强烈主体色彩的个人感情,诗歌风格刚柔并济,呈现出慷慨悲凉之美。     

戎昱离别诗研究

戎昱离别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 ,他所送别的人群中 ,既有感情至深的好友 ,也有偶尔邂逅的问道 ,还有遭受贬谪和辞官入道的官员、僧人乃至妓女。其诗文对唐代社会动荡变迁有深刻的反映 ,也是他思想、情感变迁的历程踪迹     

晚唐五代诗格的著作群体

群体研究具有个体研究不能取代的优点。晚唐五代诗格独特的著作群体对这一时期诗格独特风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著者身份的角度看,僧人是这一著作群体的主体,晚唐五代诗格显然受到佛教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征;从著者诗风的角度考察,晚唐五代诗格作者多为苦吟诗人,作诗重推敲重磨炼,受其影响,晚唐五代诗格论诗也以句法、磨炼为中心。     

晚唐五代诗格中的“作用”说

"作用"是皎然诗论的核心范畴,其含义指向带有主观能动色彩的艺术构思。总体而言,晚唐五代诗格仍以近体诗(主要是律诗)为主要研析对象,在近体诗诗体的规范之下探讨诗歌的各种作法,重视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二是论"苦思磨炼,运句成篇"。这一时期的"作用"说是对皎然"作用"说的一个极端发展,更加细致化、琐碎化和固定化,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关涉着诗境的形成。     

论王昌龄对盛唐离别诗创作传统的悖离与新创

盛唐时期,离别诗体式已臻于成熟,王昌龄一反主流,放弃已经程式化的离别诗创作传统：在诗歌体式上,悖离主流中具有应酬性的律体诗,转而大量使用短篇绝句和长篇古诗抒写离别真情;在叙景手法上,悖离“沿路叙景”的“隔离”功能,形成了个性化的“临水意境”叙景程式;在意象营造上,发展了“月”意象的联结性,帮助双方情感沟通。王昌龄作写诗离别,纯以一片冰心,毫无应酬,又出于诗人的自觉,避免与人雷同,努力探索出个人创作风格。     

晚唐诗人笔下的雕阴

晚唐诗人李频、温庭筠、许棠、韦庄等四人笔下的雕阴,从行政设置看有郡、县之别;从吟咏节气看有春、秋之别;从历史事件看,有经略边塞与咏怀古迹之别。凡此种种皆发生于大唐帝国由衰而亡的历史进程之中。诗人们虽无回天之力,但他们用笔记录了其中的片段,值得珍视。     

也说林庚诗的“晚唐的美丽”

多年来，关注于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是否全然断裂，并为此进行纷纭争呶的时候，人们往往以新诗语言的文言与白话和形式的整饬与否，来作为判定的主要标准，而忽略了新诗发展中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的一些属于更为内在更为深层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的探索和积存，几乎成为几代杰出诗人焦虑思考的成果，并且为一些诗人的作品带来了范式多样的艺术沉思和审美魅力。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