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而生的两支奇葩——浅谈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圣地延安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区文学出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两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特殊空间里各自发生、发展,但两者以中共南方局为纽带,采用不同的方式互动、交流,使重庆抗战文学的主流和延安文学一样都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前进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兼论中共南方局的文艺策略

为民族救亡服务的目的使重庆抗战文学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通俗化、大众化有其同构处,也有其异质处。抗战初期,民族意识高涨,通俗化与大众化合流;进入相持阶段后,政党意识抬头,国民党当局支持通俗文学以实行文化专制,中共南方局则推进大众文学以反帝反专制。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体现了中共南方局与时俱进的文艺策略。     

湖南抗战文化的勃兴及其影响

湖南不仅是是“九一八”后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而且是“七七”后一年半内,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声威和内涵,对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影响。     

重庆陪都文学及其话语空间

重庆陪都文学是抗日战争时期,驻足于重庆陪都的作家对当时国家求独立、求解放的种种思考,也是他们对于战争、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与评价、参与方式;是这些作家在血与火的特殊岁月里创造出的文学奇迹与文学辉煌．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利的一翼。     

迷途抑或归路——抗战电影审美范式的转变

抗战电影的审美范式一直在由“一元”向“多元”裂变,尤其是在娱乐化时代的今天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为内容肤浅、没有历史深度的庸俗恶搞。在这种转变中,抗战电影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被大大颠覆和消解,观众的质疑、指责甚至唾骂声也随之而来。抗战电影审美范式的这种转变是大众文化转型、消费领域扩展至媒介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一味地颠覆和消解文化理性的转变也造成了抗战电影经典难现的后果,是误入迷途,而不是折回归路。抗战电影如何找到避免陷入脸谱化、概念化和模式化误区的路径,如何以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表达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这直接决定着其审美范式的走向和大众审美品位的高低。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南方局的新闻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或影响的新闻媒体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坚持人民群众在新闻报道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报道的灵活性相结合,有力揭露和遏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使命,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始终创造性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统战政策,广泛开展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团结和聚集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重庆抗战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重庆抗战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底层女性,都成为作家笔下的重要角色。抗战使女性走上了历史舞台,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的解放,扩展了女性的生命活动空间。然而,另一方面传统的性别分工、封建意识和现代意识也矛盾地存在于她们的身上,在抗战的特殊语境下,女性走上社会的道路是艰辛而曲折的,女性解放也是不彻底的。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的演进及其影响

作为传播戏剧的重要载体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期刊见证了抗战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抗战戏剧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在分布时段、编辑、作者、刊物的审美取向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演进特点。可以说,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是同期全国戏剧发展演变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景观及其效应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救亡艺术家由沦陷区撤到西南大后方,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之一,出现了文人荟萃、艺术繁荣、作品丰硕、出版兴盛、艺术活动频繁的繁盛景观。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促成了桂林＂文化城＂的美誉。     

《共产党人》与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是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需要而广泛兴起和发展的。《共产党人》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党内刊物,刊登了大量党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和指示、研究性论文和干部教育通讯,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干部教育的政策制定、理论解读和实践开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初期的国统区妇女运动

抗战初期国统区的妇女运动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目标 ,以团体活动为主要特色 ,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战时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通过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高校中设立党部及对出国教授进行政治集训等方式,加强对知识精英的操纵和控制。但大学教授在国民党化过程中种种表现只能看做是其拥护抗战的政治姿态,并不能说明教授已经成为国民党忠实的追随者,从结果来看,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也并不成功。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