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水利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开始了对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水利建设,制定战时水利建设方针以统一水政、加强农村水利工程贷款、颁布近代意义上第一部《水利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等.重庆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开展,新增灌溉工程数量和灌溉面积都比战前有了飞跃.水利发电成绩显著,仅长寿桃花溪及龙溪河水电站即占四川全省容量的一半以上.面对剧增的城市人口,重庆积极进行饮水工程的扩建,并在大轰炸下努力保证输水管线的畅通.为巩固大后方,长江干支流得到了整治,从而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络.水利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使重庆从战前地区中心城市跻身国际化都市行列.     

论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和关内沦陷区工矿业发展

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工矿业被分割为两块:以西南七省为代表的西南大后方和以华北华中地区为代表的关内沦陷区。中日两国政府分别在两地大力发展工矿业作为支撑战争的必备条件,这两个地区成为中日两国战时经济对峙的区域。两地工矿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态势述评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民族印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学术会议作为重要载体,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

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滞后导致人们对大后方特殊的诗歌观念的忽视。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情感内容的探讨、诗人创作路向的选择、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抗战诗歌艺术缺失的批判等角度展现大后方诗歌观念的概貌,对现阶段科学解读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景观及其效应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救亡艺术家由沦陷区撤到西南大后方,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之一,出现了文人荟萃、艺术繁荣、作品丰硕、出版兴盛、艺术活动频繁的繁盛景观。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促成了桂林＂文化城＂的美誉。     

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1年11月25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会议论文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各子课题的研究论文,以及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桂林和重庆:大后方文坛的双璧

抗战爆发后，大批中国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到桂林和重庆，他们在这里组建文艺社团，举办文艺研讨会，出版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作品，构筑起抗战文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战文艺活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坛，因他们具有的侨寓性、本土化、民族解放意识、开放性等特点和他们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成为大后方文坛的双璧     

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西南大后方的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其变迁缘由包括战争、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家庭、谋生、求学、国际迁移等等，其中战争是中国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最根本原因，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等原因也不可忽视。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关系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大量民营工业迁入大后方,内迁企业通过改造、合作、出租出售、扩建及新办民营工业等方式,大后方民营工业获得了一个嵌入式发展的良机。但1942年后民营工业陷入衰退,究其原因,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从民营工业的贷款情况、税收负担以及政府对民营工业的统制三个维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战时大后方民营工业嵌入式发展的成败经验值得借鉴。     

论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及其历史影响

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产生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其“前身”是我党领导的“白区”革命文化。这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党对文化工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的结果。党对发展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所做的主要工作,一是办好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二是注意对文化界人士的团结、教育和引导,三是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大后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四是注意对文化界人士的关怀和爱护。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的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它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方面军,是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它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及其绩效述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建设大后方工业,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令,不仅明确规定了战时工业建设的原则、方针和办法,确立了大后方工业发展布局,而且界定了国营、省营、民营工矿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界限.同时,为确保战时工业政策的推行,国民政府还采取了制定工业发展规划、调查工业资源、开展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工业投资及贷款、对工业器材实行统制等相关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施行,不仅促进了大后方国营和民营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使重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本上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主题倾诉及其效应

抗战大后方歌谣是战时后方民众革命心声和思想情感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记载和写照,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观念、国家意志的认同、内化与自觉践行的心路历程与实践轨迹;正是承载这种记录和反映的歌谣,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与抗战意志,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浅论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中的资源委员会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西北地区作为战略地位仅次于西南的战略大后方来进行经营,西北经济开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资源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战胜利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作出了一定贡献,构建了西北地区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虽然这一时期的西北开发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仍在工业布局、结构、厂矿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效,可资当代西北开发参考.     

抗战工业史上的奇葩——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研究

中央机器厂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机械工厂,机械工业是其他工业之母,创办中央机器厂的主要目的是为其他轻重工业提供机器设备,建立我国工业的基础,以抵御强敌。抗日战争期间,该厂远迁云南昆明,生产军需民用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在日军对我国沿海进行经济封锁的艰难环境下,该厂对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我国军民长期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抗战期间衡阳直接损失述要

抗战时期衡阳是大后方的交通枢纽,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为了摧毁衡阳,日军对衡阳及周边各县进行了频繁的猛烈轰炸,并于1944年摧毁了衡阳市,占领周边各县,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战时衡阳人口伤亡超过77万,公私财产直接损失至少在3亿美元以上,其损失居大后方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