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较之经济生产,社会治理同样有着"供给—需求"的矛盾关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需求侧呈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即整体状态"由静变动"、纵向结构呈"葫芦型"特征以及横向结构显现"土客二元"矛盾。这些重要转变引领并要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积极应对。对此,有三重调整路径可资遵循,即组织方式的弹性化转向、公共服务的大统筹升级和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重构。     

电视节目品质评估的理论与实践

当下,电视出现了唯收视率独尊的恶性竞争局面,造成节目品质的普遍下降,损害公众的文化福祉。为了反制"唯收视率"的市场环境,许多国家的公共电视及学者急思收视质的评估体制。其实,电视节目品质评估并不存在像收视率一样的普适标准,现实可行的是分类建构不同类型节目的收视质,并根据公众需求的变化和新的品质问题的出现适时调整和修订其评估指标。由于节目品质评估技术操作上复杂,很少被电视媒体运用到实际评估中,应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定期执行,这既可以让电视媒体准确了解节目品质的现实状况而有针对性地改善品质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将电视媒体的表现纳入公共监督之下,规约节目生产,更好地实践公共服务。     

正确理解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既源于经济领域的理论启发,也源于文化领域当前的现实问题。开展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对这一命题做出正确理解,从国家宏观改革背景、文化发展实践背景和理论创新需求背景出发,立足中国国情,厘清改革思路,明确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当前文化领域的"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依靠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的双向合力,把握好"双效统一"的改革原则,将创新驱动——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新动能,以双向发力作为优化供给的新方向,通过主动的优胜劣汰机制,保障文化领域的有效供给。同时,将需求升级作为有效供给的新引导,加强投资引导,为公共文化服务补短板;重视满意导向,为文化消费补缺口。当前,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正在进入黄金时代,这既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也面临着改革深水区。在当前及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文化领域还应从转型升级谋求发展出路,在国家利好政策激励、科技创新驱动和资本市场撬动三方合力下,文化产业将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在有序开展和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市场、企业、产业更需各司其职、协同创新,共同推动文化领域的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结构性失衡又是"不平衡"的突出表现。解决"不平衡"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分析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指引,加强制度创新,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简政放权制度,以求平衡制度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供需结构;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素与行动逻辑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交替的时期,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将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提升改造结合起来形成混合动能,对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稳过渡和迭代前进,至关重要。文化产业是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兴业态,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在重塑空间格局,优化经济地理布局,传承城市脉络,延续文化基因等方面的价值,使其成为新动力的重要组成。然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却十分突出,文化产业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同城乡差距和区域鸿沟同时存在而体现出的"供需错配"问题,制约着文化产业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制约要素供给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供给政策针对性不足导致产业均衡性和协同性不足。因此,文化产业本身也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是核心命题。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决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为出发点,以产业转型、要素创新、制度改革为基本思路,并通过创造有效内容供给和渠道供给,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演化,构建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支柱,构建三位一体的行动逻辑,塑造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挑战与应对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元性"和"灵活性"特点的理论分析,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年来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实际,探讨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及具体措施。     

绿色发展的逻辑和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分析视角

绿色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当前制约我国绿色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绿色发展需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把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结合起来,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提升我国绿色发展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需要,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诗经》之结构性观察分析:来自心理学的视角

<诗经>数据库可分为文化记忆数据库与历史记忆数据库.文章采用结构性观察法,根据诗歌中呈现的"复沓结构",观察诗人的复述和变化行为.研究发现,<诗经>文化记忆数据中呈现出由"全部复述,只出现字的变化"这一最简单的口语传统创作模式,到"完全不复述"的书面创作模式的稳定过渡,而历史记忆数据中呈现的创作语法属于无序变化.研究结果对揭示<诗经>创作风格的变迁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就业结构性矛盾即就业需求和就业供给不匹配,表现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根源在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新＂三碰头＂,即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较差的矛盾、新兴劳动力市场与传统就业观念落后的矛盾、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宏观管理改革滞后的矛盾。破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东南亚华人结构性权力

东南亚华人的结构性权力来源于五个权力资源,即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人口、文化和族群凝聚力。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下,东南亚华人结构性权力会发生一些变化,表现在政治影响力得以提升,经济实力得以增强和文化优势得以体现。但是,其他族群的影响以及华人行使权力的意愿等消极因素也会对华人结构性权力产生一些制约作用,从而有碍于华人结构性权力的正常发挥。     

体制变迁与供需失衡:铁路春运运力不足的结构性困境研究

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表面原因是铁路运力不足,而运力不足的背后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是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春运客运需求激增、垄断体制下的铁路发展困境,以及因春节情结和公众选择偏好引发的放大效应等结构性困境。     

我国利率政策调控结构性通货膨胀研究

本文试图对利率政策调控结构性通货膨胀给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由于部门瓶颈制约和生产率差异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而流动性过剩对结构性通货膨胀起到助推作用。中央银行在逐步完善利率市场化基础上,根据费雪效应理论,通过提高利率降低当期投资和消费需求,进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实践已经证明利率调控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有效的。     

中国出版产品走向世界的结构性战略问题探讨

作为文化产品核心层次的出版产品走向世界,关系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出版产品走向世界面临诸多结构性战略问题需要突破:一是"走出去"的内容结构问题,二是"走出去"的贸易结构问题,三是"走出去"的动力结构问题,四是"走出去"的出版产品和出版企业结构问题。中国出版产品走向世界应分为三个战略阶段,即出版内容中国特色与出版形式国际化战略阶段,出版内容国际化与出版形式国际化战略阶段,出版内容与出版形式中国化战略阶段。     

试论问卷调查中的结构性张力及其制约——以2010年CGSS湖北区域调查实践为例

问卷调查在社会研究方法中处于主流地位。然而,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这类调查的质量常常受到质疑。以2010年CGSS湖北区域的调查实践为例,从结构性的视角出发,分析问卷设计中结构性问题使得受访者主体性受到相应的限制,如问卷中异质问题的相互嵌套、同质问题的隔离性设置以及问卷加长结构等。在调查操作中,受访主体有关调查"无用论"的社会心态、文化结构因素构建的问卷内容敏感性,以及访谈员/调查员按照形式要求进行的"机械式"问答等限制了受访者的自主性,增加了调查的难度,影响了调查的信度和效度。为了提高访问与调查的成功率,增强调查的效度和信度,我们认为应在调查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方面加以改进。     

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并已进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阶段。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改革能否有实质性推进,如何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革的进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这个基本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去年SARS危机充分暴露了政府管理体制的弊端,使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中看到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二是这次宏观调控突出地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的状况,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大都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机制相联系。因此,努力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既是落实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又是在宏观调控中推进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     

自然结构性、共同体与产权性质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体系中,自然结构性应该成为一个非常深刻、重要的"生产力"范畴,它可以从根本上解读不同的制度、产权、法令发生的具体原因。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本主义遭遇了越来越明显的"自然结构性"的约束,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契约、民主与法制,存在缓解危机发生的弹性和空间,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球生产力的结构性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就需要从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产权性质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广播电视节目低俗化治理——基于美、英、日三国的比较研究

自全球性的公共服务领域放松规制以来,广电节目低俗化愈演愈烈,危害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文明和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已成为世界各地区共同面对的问题.广电节目低俗化也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美、英、日三国的经验,节目低俗化治理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任何单一的治理措施都只能发挥一定的治理功效,而不可能解决节目低俗化的全部问题.为此我国广电节目低俗化治理须要改变目前以行政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而将立法限制、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让政府、社会、媒体自身都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多元共管,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治理广电节目的低俗化而保证其品质.     

教育在解决结构性失业中的作用--基于人力资本的思考

在体制转轨、结构转型期,由于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不能适应就业岗位的要求,结构性失业非常突出.解决结构性失业有赖于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劳动者新的劳动技能的形成,而劳动力无论是从传统产业转入新兴产业还是新就业于传统或新兴产业,都存在适应能力的问题,只有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缓解结构性失业现象.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居民消费升级——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

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进行测评,并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消费升级产生的门槛效应与动态效应.研究发现:(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管理"的核心,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对于第一类与第二类消费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存在门槛效应.当实现门槛跨越时,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消费提量扩容.(3)消费升级存在时间上的"黏性",当期消费升级水平受到往期水平的正向影响,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打破这种"黏性",进一步助推消费增长.(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居民家庭负担、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变量.     

东北地区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

结构性失业是社会、经济、产业等结构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支柱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三次产业的非均衡发展、国有企业释放人员过多是东北地区结构性失业的深层次原因。要解决东北地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需要政府从政策上给予支持,企业在就业上有所侧重,职工在素质和心理上适应新的调整。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革现有经济体制和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则是东北地区实现经济结构和就业人员职业技能结构同步转变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