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史观视角下的“旧社会”叙事——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若干女作家的创作为视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叙事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承载了隐喻式的历史想象。作品借助此类叙事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完成了“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其间,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叙事同中有异。她们或通过个人回忆的方式书写“复线的历史”,以幽微的怀旧情绪疏离了进化史观的线性逻辑;或偏爱用日常生活反映社会进步,在国族想象中有限度地保留了个人话语;或在痛诉阶级苦难的同时关注个体尊严、女性困境,触及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其所展露的观念意识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折映了进化论在本土语境中衍生出的复杂内涵。女作家笔下“旧社会”叙事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妇女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     

论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的“民治”——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反思旧文化,建设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思想者应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构造出新的话语空间.在此种论阈内,思想者应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集中考察"民治"这一政治(学)概念的缘起、内涵以及它与"民主"、"平等"、"自由"、"财产权"等西方式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民治"儒学化的表述,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学话语对传统政治话语实践的神话性祛魅以及对其新神话性的塑造.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以人类生存为本:新发展观的价值尺度——兼论西方现代发展观的困境与出路

"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进步、合理、繁荣等一切美好价值的代名词,不发展就意味着社会停滞和倒退,发展成为评价一切的终极尺度.正是在西方这种发展理念支配下,发展日益凸显出一系列带有全球性的问题与困境.事实上,西方现代发展的危机并不是发展的手段出了问题,而是发展本身出了问题,即西方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因而,解决西方现代发展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以人类生存为本的新发展观.     

王纲解纽下的繁荣与兴盛——论创建阶段的中国现代随笔(1917-1937)

中国现代随笔萌芽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是现代知识者进行社会启蒙、思想改革的主要言说载体。而现代报刊和出版社的崛起和发达,成了现代随笔产生的物质前提,也是现代随笔赖以生存和繁荣的物质基础。现代随笔以新的"质"出现在现代文坛上,同时也是以新的"形"在文学艺苑占有显著的地位。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特点论略——以马、熊、牟、唐四先生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所开启之易学可称为现代新义理派,相较于传统易学其有四个基本特点,即:新视域、新问题、新阐释、重工夫。现代新儒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反观易学,用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方式阐述易学中的义理。他们承接宋易,将西方哲学的理念融入于易学之中,以易学接通西学,以此彰显易学的现代价值。     

成长叙事中的家庭创伤记忆书写与情感认同——以“80后”女作家的小说为例

家庭创伤记忆是青年成长叙事中阻滞人格主体建构的障碍与生成畸形情感伦理的动因。纾解精神创伤、呼唤亲情关怀、直面家族史等是以张悦然、张怡微、笛安为代表的部分“80后”女作家群体亟需处理的问题。在回溯创伤记忆时,《茧》《细民盛宴》《西决》《东霓》等相关文本的叙事人贴近隐含作者的距离,将历史原罪、情感经济、家族隐秘指认为精神创伤成因,以对生父母、继父母和代父母的态度渐变完成情感认同,并借自白语调与叙事节奏使创伤书写或内蕴审慎节制、以柔克刚之美,或呈露出主体情绪恣肆宣泄的快意夸饰之美。但青年作家生活经验与历史反思力有限,自怜情结与性别身份的困囿使相关文本暴露了精神分析写作或情感夸张式宣泄的局限。     

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新阐释——以胡适民间文学观中的哲学意蕴为视点

胡适常被视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继承人和践行者,但事实上,胡适的哲学思想来源并没有这么简单归一.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永久和平论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胡适对民主、自由、平等等问题的思考,并关涉到对民间文学关键词如“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等的诠释,而这历来为学界所忽视和误置,由此也暴露出长期以来对胡适的解读有表层化和浮泛化倾向,更多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视角出发,严重缺乏在概念和理论后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上的考量和细察.澄清胡适民间文学哲学思想来源,既是对学科本身的一种历史还原,也将为学科的当下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转化——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例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产生,首先是基于赵家璧对1930年代文化市场格局的精准把握,通过他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组稿策划,并运用宣传营销等手段将《大系》作为一个文化商品而推出。在商品的传播过程中,《大系》自身所包含的学术品质得到了发掘和肯定。最终成为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自我证明与总结的学术经典,对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与现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考察《大系》由文化商品到学术经典的复杂转换过程,能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以弗里德曼为视角的研究

美国现代的芝加哥学派在当今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至今天西方经济思想界的发展以及经济政策主张的变化,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则是该学派的现代奠基者、旗手和领袖.尽管作为现代芝加哥学派领袖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理念忠实的信仰者、支持者和保卫者,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想方法方面,他和如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却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的".有鉴于此,我们在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和认识的时候,就有必要对他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民国初年四川的反缠足活动(1912 - 1917)． ——以官方措施为主的考察

民国四川的缠足状况与不缠足努力甚少为学界关注。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 ,可初步重建 1 91 2 - 1 91 7年以官方为主的反缠足努力。晚清开始的从劝到禁的进程在民初得到延续 ,但政治权势的变更导致已经被打压到边缘的东西又变成可以重新讨论的问题 ,在究竟以官力禁罚为主还是以劝导为主 ,以及劝导之责主要在民间士绅还是仍由官方进行等方面 ,民国初年出现了分歧。一段时期内曾出现民间反复要求官方严禁 ,而官方却认为应当由士绅进行劝导的现象     

1925—1926：新文化群体的分化及其人文困境——以《语丝》与《现代评论》关系为考察中心

1924年底,《语丝》与《现代评论》先后创刊,编辑部均设于北京大学一院。二刊同人由北京大学两个教授群体组成:《语丝》成员多为本土的浙籍章太炎门生派系,《现代评论》成员多为留英美归国学者派系。二刊相遇实际上是1920年代新文化知识分子内部人文主义群体与科学主义群体的相遇,其矛盾隐含诸多复杂的社会文化内容。其时《新青年》的时代已经结束,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分化和各走其路已成大势。《语丝》与《现代评论》的笔战,尤其是因女师大风潮而引发的激烈交锋,正是新文化知识分子深层分化的一个表征。双方的论辩除了个人意气、群体积怨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裂痕外,最有意味的是注重人文(尊重学生的个人自由)与注重科学(看重学校的教学秩序)两种文化思路之间的分歧。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已呈不相协调之态,其思路方式变得各执一端,不可调和,终至两败俱伤。     

现代新儒家对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关系的思考——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为重点

新儒家学人对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复"其本来与"兴"其未来、老中国("旧邦")与新中国("新命")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梁漱溟提出了既能避免"将中国化连根的抛弃"又能"领受接纳西方化"、既能传承"民族精神"(主要指"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又能"吸收近代西人所长"(主要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的"老根新芽"说。冯友兰一再引用"旧邦新命"这一典故说明复兴古老文明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系,希望通过"新旧相续",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牟宗三系统阐释了"返本开新"思想,提出了"三统并建"说,强调"道统必须继续"、"常道不可舍弃",要回归"以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又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即开出民主与科学。三者有一些思想共识,如均把民族复兴寄希望于民族文化复兴尤其是儒学复兴,认同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复"其本来、"复"其固有即传承中华文化生命,认同民族复兴必须"兴"其未来、"兴"其未有即迎受现代文明,认同"老根"与"新芽"、"旧邦"与"新命"、"旧内圣"与"新外王"之间可以实现创造性...     

中国现代作家的外语创作与异域经验——以杨刚为什么遗弃《挑战》为例

杨刚四年的美国体验影响了她对政治使命、价值立场和自我观念的理解和表达,致使她的《挑战》超越了单一的政治畛域之见,凸显出对人的自由、尊严和解放的执著,这一基调决定了杨刚回国前处置这部长篇的谨慎。随着当今全球性多元文化交汇的日益频繁,《挑战》这样的中国作家的外语创作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国人视野,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将获得理性客观的评定。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现代性——以台湾新电影的三位作者导演为考察中心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现代体制的发展极为曲折反复。现代主义艺术形构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竞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真实世界的政治密切关联。中国的文化参与者与其说是在追寻文学和艺术自律的正当性原则,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名符其实的文化正当性原则,以便能够在自身的文化世界中有效地容纳和制衡主导性话语,美学现代主义正好回应了这一需求。由于晚近逐步加剧的全球化进程,现代主义的经典主题和美学形式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大陆第五代导演作品、台湾新电影、香港类型电影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这些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中坚对现代主义修辞和美学的偏好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全球化"场景:这些作者导演们从他们的本土语境中被"抽离"出来,"重新植入"跨国文化系统之中,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如何在20世纪末降临于一个前第三世界地区的种种,做出富有个人意义的美学反思。     

中国现代舆论学历史谱系的重建——一个专业化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史素描(1919-1949)

中国的专业化舆论学研究萌芽于民国初年,20世纪20年代,经过罗加伦、徐宝璜、刘国桢等学者的努力,专业化舆论学研究从无到有,逐渐开展起来.30年代以后,舆论学研究的学科范围继续向舆论史学和民意测验等领域拓展,同时不同政治主张的学者都参加到舆论学的研究中来,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局面.40年代后,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历史著作和理论著作均已产生,舆论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其学科领域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黄炎培与国立暨南学校规复初期的学科建设(1917～1923)——以商科建设为例

1917年11月,在黄炎培等人的大力呼吁和倡导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复办暨南学堂,并令黄炎培具体负责筹办工作。身为筹办员和校董的黄炎培为国立暨南学校规复初期的发展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在学科建设方面,首设商科,这既适应了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又为暨南学校商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