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以河南省H镇的违规土葬为例

土葬这种传统习俗固有的一些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是相违背的,由于其在乡村社会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乡村民众依旧按照它的规范来行事,结果就造成了民众行为与国家法规的直接冲突。究其原因,人文空间是其内在因素,制度内卷化是其外在在因素,权力距离是其现实因素。要想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由冲突走向融合就必须弱化传统习俗对正式制度的消极影响,发挥基层政权在制度落实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     

论社会冲突的演化及消解

从范畴上看,社会冲突可框定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状。对社会冲突的化解自然不能简单囿于微观利益维度,而应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关系入手。哈贝马斯倡导的"公共领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载台与机制。塑造这一载台就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合理界分,在合理界分的基础上,实现权力间的良性交互,促成社会冲突的消解。     

试析乡村精英在群体性冲突预防中的功能

群体性冲突源于社会矛盾的积累,避免冲突的关键在于及时化解现实性社会矛盾。此过程至少包含两种机制,即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法理型权威的职能定位、以及当前社会矛盾的特性给予乡村社会精英在群体性冲突的预防方面发挥利益综合和矛盾协调功能的可能空间。不过,乡村社会精英发挥利益综合功能的范围主要限定于村内的个体、群体的利益;发挥矛盾协调功能的范围主要是民众—政治权威类型的现实性社会矛盾。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湘南的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

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有待进一步深化,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本文在分析汉三侯祠历史演变及其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湘南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庙会是主流与非主流两种意识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结合体、非正式的地方权力博弈的舞台、民间竞争文化伦理的表述、乡村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权力的社会文化逻辑——兼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建设

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形态。历史的考察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运行的独特逻辑及其与乡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之上,现实乡镇治理权威的流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导源于其与乡村文化社会基础的脱节。因此,乡村的治理突破地方权力的生存逻辑转而通过权力的文化经营建设一个良好的农村政治文化生态成为了必要与可能。     

渠道冲突中的权力分析

西方渠道理论在论述渠道冲突时往往是结合渠道成员的合作来展开论述的。冲突与合作是密切相关的,他们共同根植于渠道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渠道关系从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关系,更是一种权力关系。冲突与权力密切相关。论文集中论述渠道冲突中的权力分析,包括渠道成员的权力形式、渠道冲突管理中权力的应用以及渠道权力、合作与冲突的关系三方面内容。通过研究,明确了渠道权力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应用渠道权力解决渠道冲突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官治与自治之间——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理性审视

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宗族可谓是几经兴衰。20世纪以来,宗族在历经了批判与打击、摧毁、消匿以及复兴几个阶段后,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一定的乡村整合功用。长久以来,作为一种乡村非正式权力形式,宗族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弄清其复兴的来龙去脉,理性分析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将有助于实现宗族势力和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对接,尽量实现"软着陆",从而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前进脚步。     

转型期村落权力互动关系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推进 ,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家族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平台上竞相表演 ,形成互动 :体制性权力威力犹存 ,内生性权力内含生机和活力 ,非正式权力经常地向外张扬 ,干涉正式权力。     

乡村性事件：一个有关文化与权力的讨论

在乡村社会场景之中,性事件往往不仅仅是性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权力事件。在乡村性事件中,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与权力在性事件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性事件往往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场域中文化和权力的关系结构和运作逻辑的外显形式。另一方面,处于某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中的性也以事件的形式,不断地调动着社会中的权力和文化资源,制造出新的性道德文化和性权力秩序来为自己服务。     

客商与地方土著的冲突与调适——清初至太平天国前浔州府社会面貌探讨

对清代商人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及其如何影响地方历史进程的研究,需要发掘细致的地方材料加以阐释.地处广西中东部的浔州府是明代大藤峡“猺乱”核心区,也是清末太平天国起事地.18世纪广西浔州府河谷地带因应两广米粮贸易而迅速开发,大量粤东客商进入当地的活动,既改变了明代以土著“猺”、“獞”为主体的族群构成与认同,又成为引起地方经济开发的动力,更将珠江三角洲的士绅化和宗族化意识形态导入当地,深刻塑造了浔州府清初直至太平天国前的社会历史面貌.关于粤商在浔州府与地方力量的冲突与调适的探讨,有助于拓宽对所研究地域的社会面貌及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全面把握移民客商与地方土著的关系、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等命题必不可少的前提.     

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以科塞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

社会冲突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凸现.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冲突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解释和认识冲突方面,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从一个理性的视角,在充分肯定冲突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冲突的正功能.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     

论婚姻过程中的权力资源分配和权力冲突协商--一项微观社会运行层次的考察

婚姻过程中的权力问题一直被人们所淡化或忽视,而它在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婚姻权力为分析视角,考察了传统的资源理论和修正的资源理论对婚姻权力分配的解释和支持;并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如何成功实现婚姻权力冲突的协商与再协商,从而达到婚姻权力运行的契约化、秩序化和合理化.     

高校内在权力冲突分析及其协调机制的构建--以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为基点

本文从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主体发展状态这一视角出发,从物质、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由浅入深地分析了高校内在权力冲突存在发展的影响源,强调了权力冲突的主体性和人文性,并对高校内部管理协调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有效的建议。     

论乡村社会自治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

在乡村社会中,乡村自治权力的行使实质上是以民主的形式,在特定区域内以秩序和功利为指导原则,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它的构成及其运行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类似“姑娘户”一样的现实问题,除了源于固有的社会传统外,还基于其内在的法律特性———自治权力的区域效力绝对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从社会法学的视角剖析这一特性及其成因,既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只有寻求自治权力控权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才能更好地指导自治权力的实践活动。     

税费时代的终结对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的影响

税费时代的终结使村落社区中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力量对比重新得到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正式权力同时表现出两种反方向的运动态势。为此,村庄治理模式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表现为村委会同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和村落社区中干群互动走向和谐化。     

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

教育冲突是清末乡村教育领域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学界一般认为,教育经费增收造成的经济负担加重是乡村教育冲突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然而,从清末乡村教育负担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式教育给乡村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非常有限.教育经费之所以屡屡引发教育冲突事件,主要是由于清末乡村教育财政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经费分摊中的实际不公平,地方绅士在经办教育经费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地方政府与官员在教育财政政策中缺位造成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以及这种新财政体制对传统农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强烈冲击等几个原因.因此,新式教育要想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不仅需要双方都做出适当调适,也必须发挥其社会改造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