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孔孟荀德治思想论纲

分别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仁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荀子以礼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德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疏理,揭示了先秦时期中国德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原儒杂俎

“儒”字的古文正确写法当为“”,其造字理据为“浸润于天的人”,意即前人所揭示的“通天地人曰儒”.这与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体悟“中正之心”的“忠恕”之道是完全一致的,而宋代道学家们在整合佛老百家学术思想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本论思想,也正是对作为“心之中正”的儒道本体论的进一步具象化.     

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形象的三维透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总是按时代的要求和各自利益的需要,来重新阐述孔子思想,勾勒孔子形象。古代散文家们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描绘了孔子二重组合的性格特征,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孔子形象;而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种种启迪而形成的崇敬心态,则使士大夫文人将孔子形象加以简化、单一、拔高,变成了无与伦比、只可仰视的“圣”;由于统治者和野心家的政治需要,御用文人则按既定目标,想方设法将孔子打扮成了“神”;而民间文学传奇的讲述方式,无形中又给孔子形象抹上了神秘的色彩。总之,这些异彩纷呈的孔子形象,既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生动记录,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十分独特的“人物形象”景观。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明清时期江南儒商及其诗性文化艺术活动

明清时期,江南儒商活跃于历史舞台,他们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贾名而儒行,贾事而儒行,是江南儒商的最高追求和终极归宿。江南儒商们身上积淀着深深的儒家文化精神和江南诗性精神,其文化艺术活动也浸染了浓郁的江南诗性文化特色。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

该文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延续的原因、表现和基本特征。在分别论述了经学经世、史学经世、经世文编等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之后,综合分析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层次性、融合性、复杂性等基本特征,并指出它的原典精神及其体现出来的某些人文精神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     

谈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但他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对儒家学说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 ,也以如下两种方式对其进行了吸收与改造 :一是借儒者之口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轻罪重罚 ,“平法”、“持势”等 ;二是借儒家概念阐明自己的观点 ,对“仁”、“义”、“礼”等或直接继承与延伸 ,或对其本义进行改造 ,赋予其新的含义。这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学说的影响力 ,为树立自己学说的独尊性与权威性服务     

儒家生态思想

针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人这一生命体和周围环境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系统的问题,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儒家生态思想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儒家生态思想是一个体系,其中精神生态、个人生态、社会历史生态、自然生态是四大要素,而以精神生态为核心;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离开人而谈天,也不能离开天而言人。分析还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应以每个社会成员的人性修养为基础;在人性修养中,爱物、格物、厚德载物、役物,知天、敬畏天和乐天、制天命构成儒家生态修养的主要内容。     

和合思想及其演变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它广泛地体现在阴阳五行论等许多方面的思想学说中,表现为儒、墨、道、释各家的一种相近的倾向,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倾向和特征。和合思想从先秦到宋明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论儒家和谐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的和谐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儒家和谐思想包含了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思想,可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秀和丰富的资源,继承儒家和谐思想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和谐现象,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底蕴。在当今社会,它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儒家生态伦理传统的现代价值剖析

儒家生态伦理传统的现代价值包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对科技理性过度膨胀的遏制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三个方面。“参赞化育”这一价值论原理的提出,可以较好地解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儒家区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看法,对于遏制现代人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将会发挥制衡作用。儒家的生态伦理观要求我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为发展的根本方向,这对于我们促进中国和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布依族《黄氏宗谱》与儒家伦理

培育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布依族黄氏宗谱吸收和改造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一整套修身、齐家、安民的道德原则,堪称传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丰富民族文化宝库的典范,可为当前建设和谐文化提供借鉴。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