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贾宝玉的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这样的忏悔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他认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犯有“原罪”,他主动地担荷此罪而负重前行,故而使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而罪感心理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生命悲剧的内在力量。     

论古代埃及文学中的“毒美人”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等方法，分析了古代埃及文学中攫取权力、制造死亡的恐怖母神，令人疯狂沉迷，导致毁灭的妖女，不守妇道、见异思迁的妻子等“毒美人”形象，解读其复杂性，揭示“毒美人”形象在男权社会中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展现其文学与文化意义。并从传统人性中的善恶二分、男权中心社会、男性作家的女性观等方面探讨其成因。     

贾宝玉惧父心理的文化透视——贾宝玉论之五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在小说中,贾政贾宝玉这对父子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乃至贾政下狠手暴打贾宝玉,由此更加深了宝玉内心深处的惧父意识。分析这种意识,可以看出父权文化、文化父亲形象在小说的中反映。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的冲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贾政代表着现实生活,执着地实践着、追求着这样的生活,也希望家族的继承人宝玉能够完成这种实践和追求。然而宝玉向往着诗意的梦幻生活,拒斥着现实生活。父子的冲突也就以各种方式发生了。种种冲突也就积累成宝玉的心理障碍,使他拒斥、疏离自己的本无恶意的父亲,使得父子之间的伦理亲情日渐疏离淡化甚至绝迹,而贾政也只有固守着自己习得观念、价值,整天价端着个架子那样疲累地活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父子二人而言,都不无悲剧的意味和殉道的悲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值得同情,需要理解。     

以身体为契机的男权颠覆——《秀拉》的女性主义身体政治

重理智、轻身体的哲学思想和长期的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进行精心的规训和惩罚,使之自觉履行被男权文化规训的“女儿性”、“妻性”和“母性”价值观,忽视了自我身体的丰富性。小说《秀拉》的同名女主人用身体抗击这种被男权文化规训的女性定义,以反叛男权统治和男权文化,寻求自我价值,确立自己的自主地位。     

贾宝玉形象的文化张力

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其形象内涵既不属于西方文化,又非中国传统文化所能涵盖。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又不是中国的儒、道所能解释:无论在思想意识、价值追求还是在思维方式等方面均与当时的世俗文化构成极强的张力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贾宝玉与其它人物在仕途文化、情色文化上的碰撞,以及贾宝玉自身多元素文化的冲突。曹雪芹就是通过这种文化碰撞所塑造的贾宝玉形象,完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穿越,从而造就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艺术张力世界。     

红楼“骚”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

以“死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一条令人目眩神摇的文化传统,这传统的长河究其源头自屈原始,及至发展到《红楼梦》时已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女儿的死亡,但最“惊采绝艳”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曾提出“师楚”的写作方法,当其创作进入潜意识活动时,自然将其理解到的“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使之闪现出更多的“楚人”风采。因之,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由此更可看出作者对人生的执着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态度。     

论贾宝玉反君权思想的产生

贾宝玉是否具有反君权思想,论者一般都持否定态度,更有人认为他“在更高的意义上肯定君臣大义”.这个问题是贾宝玉评论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之一,值得探讨.应该指出的是,贾宝玉并不象红学前辈何其芳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性格没有发展的人物.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是一个封建阶级的叛逆者,他的叛逆思想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贾宝玉出身于封建贵族阶级,从孩提时代起,他生活的一饮一食,一举一动,都无不     

爱默生英雄主义观的文化解读

从爱默生的一篇演讲《英雄主义》入手,本文结合文化和时代背景,解读他的英雄主义观。文章从四个方面的三个层次剖析了英雄主义。四个方面包括:英勇好战、自信、高尚和好性情。三个层次是:传统价值、时代精神和爱氏的新英雄观。可以说爱默生既是一位传统道德的卫士又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他借"英雄主义"这一极具感染力的文化元素,对人性作了影响深远的阐发,启示着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弘扬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试论贾宝玉婚姻悲剧的必然性

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是志同道合型的两心相融。可他们的“志”和“道”与贾府当权者培养其接班人贾宝玉读书上进的宗旨背道而驰。这就自然在宝玉的婚姻上来个以“钗”代“黛”。由此就导致他们三人的婚姻都以悲剧结束     

话语、身体与权利——评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回家》

作为哈罗德.品特代表作之一,《回家》反映了在男权社会里,传统女性己成为“他者”并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地带”,但在另一方面,以鲁丝为代表的“新女性”敢于挑战男权思想和文化,直至取得“性”的胜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     

回归文本：解读贾宝玉与秦可卿的关系——贾宝玉论之六

秦可卿在整部《红楼梦》中有着不同寻常的结构意义。秦可卿是作者安排的一个核心人物,她的遽然死去是作者安排的一个情节高潮,一个埋葬恶浊丑陋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主人公贾宝玉穿梭其中,并和秦可卿发生了谜一样的关系。贾宝玉和秦可卿关系非同一般,主要有三个情节可以说明,即卧室梦游、探病流泪、闻逝吐血。这三个情节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可以解释贾宝玉痴情欲绝的原因。也是打开数百年来解读秦可卿、贾宝玉形象谜团的钥匙。从现存的文本考察,秦可卿无疑是宝玉的性启蒙老师。有理由推论,是秦可卿的诱惑使得贾宝玉遽入梦境,在那太虚梦境里,宝玉受到了近乎性虐待的伤害,使他对性产生了恐惧,造成了他心因性的精神阳痿。     

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分析

《红楼梦》中的宝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角色。他的悲剧是一种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命定的窒息。他本身处处充满矛盾,似乎很难让人释怀。但联系作者生平的遭遇,却又不难解释。作者将宝玉作为自身的影子,赋予他极高的天分,寄予他极大的希望;同时又清醒地知道:环境所限,他不可能有何作为,必将走向幻灭。作者生平亦是注定满腹才华,却终生不得施展。二者合二为一,成就不朽的悲剧。     

别有姻缘非关情——薛宝钗结局再考证

《红楼梦》未完为中国文化史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主要人物结局前八十回皆有所示,关于薛宝钗之结局,学界基本有两种观点,一是宝玉出家后,宝钗孀居,孤独终老,二是宝钗改嫁贾雨村。细考文本,宝钗结局是在宝玉出家后改嫁贾雨村,但这并非从此人生顺遂,甚至是"好风送我上青云",贾雨村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几经沉浮,最终失败,宝钗又一次失去依靠,此次打击更甚,在穷困孤独中度过余生。宝钗的悲剧寄托了作者的虚无思想与深刻感伤。     

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甄宝玉和贾宝玉

《红楼梦》中的甄宝玉和贾宝玉是一对思想性格原同后异的人物。他们在少儿时期性情酷似,但到了青年时期却开始分化：甄宝玉投向贵族阶级的怀抱,成为禄蠹;贾宝玉背叛贵族家庭。做了和尚。作品以真假相映、虚实相衬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这两个对照性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封建时代不同人的人生态度和生存样态,寄寓了作家的爱憎褒贬。     

脂评“《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试解——兼说甄宝玉的形象意义并与王富鹏先生商榷

脂砚斋"《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的批语,揭示出甄宝玉早已觉悟,他如同《邯郸梦》中的众仙引度卢生出家一样,特来牵引、点醒贾宝玉出家。甄、贾宝玉"情性如一"都走上了一条不与社会妥协的道路。据此可知,甄宝玉的形象不会表现出与贾宝玉形象完全相反的性格特征。对甄宝玉形象的塑造可视为曹雪芹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典型化"艺术手法的有益尝试,虚笔点出的甄宝玉形象起着由此及彼的引人进行普遍联想的作用。     

追根探源，为全璧本正名

本文探讨了曹雪芹的思想观念,认为贾宝玉中举与其反对仕途经济并不冲突,贾家复兴是曹雪芹的愿望和安排。文中还分析了曹雪芹、贾宝玉以及石头等形象之间的关系,从贾宝玉这个文学形象中解读出真实的曹雪芹和虚构的贾宝玉。本文还探讨了红学研究的两个误区。这些论述旨在证明《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是一本全璧之作。     

精明的小厮 宝玉的知音——略论茗烟的“贼”

贾宝玉的贴身书童茗烟,处世机敏、聪明、伶俐,深得宝玉信赖。在大观园之外,茗烟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怡红院里的袭人和晴雯。他处处保护小主人不受欺负,同时又善解人意,深知宝玉的心思。在宝、黛叛逆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茗烟起着重要的支持和催化作用。     

封建伦理道德伞盖下的特权与真情－－贾宝玉与源氏婚恋之比较

作为特权阶层,贾宝玉和源氏在封建伦理道德秩序下形成相似而相区别的婚恋观念和实践。二人都认同和践行一夫多妻制,对女性都有着占有欲望,但贾宝玉始终追求理想化的婚姻,而源氏则以渔色为其人生第一要事。在婚恋问题上,源氏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而贾宝玉在追求理想婚姻时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     

诗意地栖居--贾宝玉的死亡遐想与诗性生存追求

宝玉的死亡遐想和他诗性生存追求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背离儒家主流文化的死亡模式,维护自己本真的生存状态;呼唤充满灵性的心灵,感受存在的深度;迷恋女儿世界,寻找灵魂的居所。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转化,共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世俗理性的真、善、美的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这种生存追求有相对积极的价值和意义。